公眾對優惠客戶名單醜聞的反應像是如夢初醒，華爾街最光輝的"天使"聲譽掃地。摩根銀行曾經避免了其他銀行的那種胡作非為——連佩科拉也把它稱之為一家"保守"的銀行，但優惠名單把摩根銀行與其他銀行拋到了同一個泥坑中。為之震驚的沃爾特·李普曼告訴摩根的朋友們，任何人都不應享有如此之大的不受公眾監督的私人權利。這對經常與拉蒙特共同進餐的李普曼是一粒苦藥。他的傳記作者羅納德·斯蒂爾認為，李普曼和其他記者都被拉蒙特催眠；拉蒙特的"魅力和對交易的諳熟，使他能夠說服很多新聞工作者，對摩根的行為不采取比他自己更具批評性的立場"。82李普曼不是唯一感到震驚的新聞工作者，《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挽歌式的社論，似乎公眾的巨大信任被背叛了："這是一個由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強大的銀行家們組成的公司。它完全沒有必要采用小經營者的種種小手段。然而，它未能經得起對其自尊和名譽的考驗……他們使他們最熱心的朋友們感到整個社會，包括一些大家都樂意對之表示敬意的人，都被卷入了一樁社會災禍中。"83讀了這篇社論，拉蒙特受到極大的刺激。在摩根合夥人中，他最需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他寫信給他的朋友，《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道夫·奧克斯，力圖淡化發生的醜聞。他說摩根銀行以為名單上的人不會再在政府中任職。他提到擁有普通股票的風險，把名單上的人說成僅僅是家庭成員和朋友。他的解釋牽強附會："我們很自然地去找那些經濟優裕和懂得普通股票性質的人，即那些準備拿他們自己的錢來冒風險的人。"84他的所有這些伎倆都不能掩蓋那些已經成為醜聞的確鑿事實。這個醜聞為導致摩根財團肢解的法案準備了條件。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由一個弗吉尼亞參議員提出的。這個參議員對華爾街23號的友好感情，超過他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其他任何同事。身材短小而又暴躁的卡特·格拉斯過去是林奇伯格報紙的編輯，他所受的正規教育不多。他在作為眾議員時，已經參與起草聯邦儲備法案，並擁護強有力的銀行管製。作為威爾遜的財政部長，他曾經是拉塞爾·萊芬韋爾的上司。在1933年初期，他經常自相矛盾，在支持羅斯福競選之後，他這個善於辭令的人很快就變成了羅斯福的批評者。他拒絕了總統要他擔任財政部長的要求，並從傑弗遜主義的立場批評新政。他是反對黃金貶值的唯一一個民主黨參議員。格拉斯提出了他的著名提案，但他對華爾街並無敵意。事實上，他和萊芬韋爾經常彼此懷舊，懷念那些他們在財政部一起共事的日子。盡管萊芬韋爾把他們的關係稱為他最珍惜的關係之一，他在那年春天想利用這一關係而沒有成功。當時為製定銀行改革法案進行工作的分委員會成員們曾宣誓，不對外人透露有關情況，格拉斯不得不加以遵守。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命運的產物。休伊·朗和其他一些國會人民黨成員要求把聯邦存款保險和限製跨州開設銀行列入法案。這兩項都使羅斯福感到不快。羅斯福支持一個全國性的銀行係統，這個係統會迫使小城鎮上的共和黨銀行家關門停業，而不是幫他們繼續維持下去。同胡佛一樣，他擔心存款保險會使得虛弱的銀行把強大的銀行拖垮，認為存款保險"為經營不善的銀行設立了獎賞，對健全的銀行則是懲罰"。85羅斯福一直讓新聞界猜測他是否會支持格拉斯——斯蒂格爾的法案。佩科拉聽證會自然促進了公眾對該法案的支持。但真正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雪片般飛到國會的支持存款保險的信件。存款保險被列入法案之所以重要，還在於沒有人會同意為銀行經營證券的分支機構提供保險。如果銀行得到聯邦保險，它們就有義務遵從保守的貸款——存款的銀行活動。最後，法案還是限定儲蓄存款的上限。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1933年6月16日由總統簽字生效，盡管總統不認為公眾非常熱衷於銀行改革。從這時起，銀行或者從事貸款和接受存款，或者從事證券買賣，但不能同時兩者都做。
由大通銀行總裁溫思羅普·奧爾德裏奇支持的一個條款在最後一分鍾令人吃驚地被列入法案，這一條款強迫私人銀行在存款和證券生意之間作出選擇。這對摩根財團是致命的一擊。卡特·格拉斯後來告訴萊芬韋爾，奧爾德裏奇起草了這一條款，羅斯福則把這一條款硬塞給了他。佩科拉關於摩根合夥人們逃避所得稅的披露，使得刪除這一條款成為不可能，因為公眾對此非常憤怒。86大通放棄其證券分支的決定增加了這種壓力。大通的難民與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的逃兵共同成立了第一個現代美國投資銀行——第一波士頓。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欲置摩根財團於死地。不論怎樣，摩根畢竟是最引人注目的將兩種形式的銀行業務融於一體的銀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摩根證明了兩類業務是可以被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庫恩——洛布和雷曼兄弟存款業務不多，而國民城市銀行和大通銀行的證券分支都有醜聞發生。由於有以百萬美元計的公司存款和第一流的承銷業務，摩根財團是一個活躍的雙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