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摩根生不逢時，這一點可以從他財產的命運中看出：隻有大公司能夠買得起他的遊艇和住宅。海盜四號被太平洋遊輪公司購買，並改裝成可容納85位乘客的遊輪。他在長島的喬治式磚結構宅邸1949年租給了蘇聯駐聯合國使團。蘇聯的外交官及其家屬在曾經屬於這位銀行界泰鬥的草坪上打排球。在別墅內他們放了71張床、67把帆布椅子和8張餐廳用的大飯桌。格倫科夫曾反對這麼使用摩根的財產。俄國人不得不搬了出去。在隨後的許多年，這片莊園一直作為聖約翰修女浸禮會的修道院，修道院在宅邸和傑克可容納16輛轎車的車庫之間的院子裏蓋了一座小教堂。那座宅邸後來被推倒了，在原址上建立了100座郊區住宅。男童子軍買下了在阿迪朗達克山裏1500英畝的安卡斯營，而路德教聯合教會在1949年支付了將近24.5萬美元後，買下了傑克在麥迪遜大街一幢有45間房間的樓房。1988年，路德教徒轉到芝加哥時，他們將這幢樓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又賣給了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沃爾霍爾由縣議會征用作為環倫敦市的綠帶。王子門曾是倫敦最好的私人住宅集中的地區之一，在50年代成了獨立電視局的總部（1980年與伊朗使館作了鄰居，那年伊朗使館成了被猛烈圍攻的對象）。貴族的世界壽終正寢。二戰結束後，華爾街以及倫敦金融城的銀行發展成了巨大的、全球性的機構，規模大到以前難以想象的程度，但棲居其間的銀行家似乎反而更加渺小。
對外交時代的中央銀行家來說，戰爭帶來一段憂傷的回憶。蒙塔古·諾曼悲歎現代民主的禍患，正如他輕蔑地稱為靠"數人頭"來做決策的災難。他抱怨政治家毀掉了他和他的摩根朋友們在20世紀20年代創建的"金本位"的合理體係。一切都撞在民族主義與政治的頑石上而被擊得粉碎。然而，金融並非是由身著白大褂的銀行科學家操縱的無菌實驗室，當然也不能交給那些神秘的、自命不凡的教士來經營。在賭場時代，中央銀行和私人銀行不再起主權國家的作用，而是與國內和多邊政府各機構相聯係。
在整個戰爭期間，拉塞爾·萊芬韋爾一直給蒙塔古·諾曼郵寄食品。諾曼像一個喋喋不休、迫切想得到保證的人，他問萊芬韋爾，他對金本位，以及他想恢複過去的英帝國英鎊的打算是否錯了。諾曼認為："任何其他的行動都將會動搖歐洲的信心，並會產生一種不安的感覺。這種行動似乎應避免。"11萊芬韋爾也認為，隻有黃金才能對管製的通貨、預算赤字和臃腫的福利國家的現代通病形成主要的製約力量。他也承認他們的努力毫無結果："你和本、我的合夥人以及我本人，在上次戰爭後，我們曾怎樣一起努力，重建這個世界——看看現在這該死的局麵吧！"12蒙蒂也同樣沮喪："當我回首往事時，我似乎感到，我們付出了思想、勞動和良好的意願，但我們一無所獲……我想假如我們當初能夠把錢收集起來並倒進下水道裏，我們的功德和這有什麼兩樣呢？"13蒙塔古·諾曼總是逃不過跟他算總賬的一天，就如本·斯特朗當初的遭遇一樣。工黨從未原諒過他對20年代首屆工黨政府態度強硬，以及1925年為了金本位而實行的緊縮。當政府1931年放棄金本位時，人們更加懷疑金融"規則"是威脅不馴服的左翼政府的詭計。1931年工黨資深黨員比阿特麗斯·韋布尖刻地嘲弄"沒人告訴我們能夠做這件事"的聲音仍舊在回響。諾曼在英格蘭銀行24年獨斷專行的統治，使政府對英國金融界新的控製姍姍來遲。
1943年到1944年間，諾曼的健康每況愈下，他被診斷患了肺炎，後又得了腦膜炎。他70多歲時，體弱多病，不得不接受醫生讓他辭職的勸告。幾年來，湯姆·卡托曾被提名接班，他戰時在財政部的認真工作給諾曼留下好印象。雖然卡托在清一色托利黨徒的摩根建富公司裏是唯一的自由派，但是工黨害怕他會在英格蘭銀行使金融城的法則永久實施。早在1940年，戰時經濟部長休·多爾頓警告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有很多人將會反對卡托作為接班人。他來自金融城最反動的公司，即摩根建富公司，我敢說，公司的這批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托利黨黨徒。"14卡托於1944年被任命為行長以後，到諾曼的鄉間別墅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朝聖，以求得這位長者對他的祝福。諾曼說："我親愛的卡托，我的第一選擇是，我能夠再次當選英格蘭銀行行長，可醫生們說"不行"。你是我的第二選擇。願上帝保佑你。"15受到這一舉動的感動，卡托淚流滿麵，他與諾曼的妻子在花園裏踱步半天才平靜下來。人們認為對卡托的這一任命強調了在戰後需要與美國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