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了“浪潮”的美國共和黨將何去何從？
政黨世界
作者：刁大明
在2014年美國中期選舉中，代表保守主義陣營利益的共和黨在國會和州長層麵上都贏得了曆史性重大勝利。在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在眾議院將優勢擴大為60席以上，是192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在參議院則增加了9個席位，是1981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增長。[1]在州長選舉中，共和黨不但保住了緬因、堪薩斯、威斯康星等搖擺傾向的州，還奪取了伊利諾伊、馬裏蘭、馬薩諸塞等民主黨傳統陣營的州長職位。按照美國競選政治術語，共和黨在本次選舉中的表現當屬是一次“浪潮”（wave）[2]。在選罷不久，共和黨人就與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移民、醫改、能源與減排等議題上展開纏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言的“代議製危機”[3]絲毫沒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有觀點認為共和黨的勝利隻是曇花一現。[4]那麼，共和黨近年來在美國政治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他們麵對著哪些挑戰？共和黨參與下的美國內政外交又將走向何方呢？本文旨在嚐試回答這些問題。
從“改革者”到“反抗者”
評估共和黨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需要從一個長周期的曆史範圍加以觀察。由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羅斯福新政成功推行，民主黨一度占據主導地位。即便是在保守的南方地區，溫和派的民主黨人也握有絕對優勢。直到60年代民主黨強力推進的民權運動徹底改變了驢象兩黨的區域構成，反對強有力聯邦政府的保守主義思潮迅速抬頭，南方逐漸倒向了更為保守的共和黨陣營。這一趨勢直接導致了尼克鬆、裏根等共和黨籍總統的當選，也可以解釋卡特、克林頓兩位民主黨籍總統皆來自南方的原因。90年代後，隨著共和黨時隔40年重新掌握國會眾議院多數，黨爭極化趨勢加劇，而金融危機後“茶黨”勢力的崛起再次凸顯了共和黨政治的不確定性。換言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共和黨在不同區域和多元派係利益之間的整合尚未徹底完成，這種不穩定性直接表現為其在競選和執政過程中的迥異導向。
首先，共和黨在競選與動員政治中善於扮演“改革者”。在近年來被認為是保守派共和黨人重大勝利的選舉中，共和黨都較為成功地將自身包裝為針對現行製度的改革派。在1994年選舉中，以紐特·金裏奇（NewtGingrich）為代表的共和黨人推出了題為《與美國締約》（ContractwithAmerica）的係列綱領，其宣誓的共和黨改革訴求包括削減國會機構與雇員、審計國會財務、限製委員會主席任期、要求國會程序開放、為征稅設置更高門檻以及設置零基預算等。實踐證明，《與美國締約》極為有效地喚起了民眾對改革美國政府政治的強烈訴求，最終幫助共和黨轉為眾議院多數。
到了2010年選舉，以約翰·博納（JohnBoehner）為首的共和黨人效仿金裏奇的做法，成功地推出了《向美國承諾》（PledgetoAmerica）的競選綱領。在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該綱領堅持了限製政府、要求其公開的改革訴求，並兼顧了減稅削支、廢除醫改、禁止用於墮胎的政府支出等保守議程。而在2014年的這次選舉中，共和黨很好地利用了選民對奧巴馬執政績效的失望，將自身形容為“華府政治的變革者”，從而站在了民意一邊，實現了國會和州長層次的突破。客觀而言，共和黨“改革者”策略的屢次成功，根源在於公眾對美國極化黨爭的厭惡以及在選舉中毫無選擇可言的無奈。
第二，共和黨在掌握權力後卻搖身一變成為“反抗者”。曆史證明，1994年和2010年以“改革者”姿態獲得選舉勝利的共和黨很快就淪為了“反抗者”。1995年，共和黨主導國會落實了《與美國締約》中的多數內容後，並沒有著手推進本黨具體政策議程，而是向時任民主黨籍總統比爾·克林頓宣戰，兩黨在預算財政議題上的水火不容直接釀成了1995年底、1996年美國聯邦政府兩次關門的危機。2010年選舉之後，雖然博納等共和黨領導層吸取了金裏奇的教訓、有意降低府會黨爭的裂度，但由於茶黨勢力的影響，還是在2013年10月因奧巴馬醫改引發的激烈對衝而釀成了政府關門危機。而從2014年選後美國政府政治生態走勢觀察，奧巴馬最後兩年任期再次遭遇關門危機的可能性並未減小。
相比而言，民主黨人雖然強烈反對反恐戰爭擴大化等議題，但仍在反恐戰爭初期以及金融危機期間積極支持了小布什的應對策略，充當了妥協合作者。雖然存在著一定的曆史偶然性，但共和黨的“反抗者”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政治中右傾化與極化並存、右傾化強於極化趨勢的一個重要體現。
第三，在“改革者”和“反抗者”之間搖擺的共和黨直接惡化了當前美國政治僵局。20世紀90年代開始，共和黨在美國政府政治圈中一係列極端保守化行動，加劇了兩黨政治的極化趨勢，溫和派合作者在兩黨內的生存空間被極大地擠壓，而共和黨的右傾幅度明顯強於民主黨的左傾趨勢。比如，2006年民主黨在反戰背景下贏回國會兩院，但其主要的席位增長來自於保守的南方地區。這些被稱為“藍狗”（BlueDog）的保守派民主黨對奧巴馬醫改立法的支持並不情願。而在2010年，共和黨重奪國會眾議院多數時，其依靠的則是更為保守的茶黨勢力。
這種意識形態光譜上不對稱的左右移動，塑造了美國政治整體向右傾斜的總體態勢。持續右傾化的共和黨人已在財政、社會福利、社會事務等議題上明顯展現出極端的意識形態傾向，毫無妥協餘地可言。[5]例如，共和黨內會時常出現攻擊奧巴馬及其民主黨人為所謂“社會主義者”的煽動性言論，甚至屢次試圖將彈劾奧巴馬的議題提上國會議程。
在極化黨爭日益加劇的當今美國政壇上，共和黨如果持續與社會主流價值漸行漸遠，由驢象兩黨運行的政治機製將勢必難以有效麵對未來的國家挑戰。
共和黨的挑戰：
派係、利益與選民
雖然共和黨得以在選舉中獲得國會多數、並繼續擴大權勢，甚至有觀點認為奧巴馬醫改與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一樣，將斷送民主黨未來數年的選舉勝算，但對於這樣一個仍舊處於內部整合中的政黨而言，共和黨需要麵對眾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