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斯諾《西行漫記》
傳媒史話
作者：王五洋
讀罷整本書，令我深感心靈震撼或耳目一新處甚多，然而，斯諾在紅區采訪過程中一個極微小的發現令我最覺有趣。
斯諾在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一再發現：紅軍戰士們極為不願詳談自己的“個人曆史”，而他們這樣做的緣故既非心存顧忌，也非出於謙虛，而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竟然在轟轟烈烈的革命與宏觀曆史進程裏無意中把“自己”給忘記了，給弄丟了！
斯諾對此是這樣表述的：“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麼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隻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但這些事件對他們隻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裏創造了曆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裏，而在紅軍後麵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樣的“忘我”，在提倡彰顯個人價值的今天看來近乎不可理解，在當時卻是如此尋常。
大膽猜測其原因。其一或許在於，紅軍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向往導致了某種“政治吞沒個人”效應。對共產主義的集體信仰使得人們紛紛將個人的特點淡化開去，每個人都以一種全新的、被稱為“同誌”的身份重新出現。在這樣一個由社會建構而非先天存在的身份之下，個人僅作為集體的一分子而存在，而被尊重，而努力實現彼此共同追求的價值。這樣一種集體主義對個人意識的“覆蓋”放在今日一定廣遭詬病，在那個特殊年代卻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正是這種效應使得紅軍在內外交困的絕境中擰成了一股繩。當每一個紅軍都不再“把自己看得很重”，則不管其隊伍擴張至多麼龐大，他們都能團結成一個整體，共同麵對眼前的強敵。
原因之二大概在於，當時的紅軍已經意識到，或者說是堅信，這支隊伍某種程度上正在創造，並且將要創造真正意義上的“重大曆史”。不難理解，當我們參與到某件重大曆史事件之中時，相比於參與某件日常瑣事，我們會更多地將注意力投諸這件事情本身的過程及意義，而更少地專注於自己在其中所做的某件小事或在其過程中體悟到的某種情感。而正是這種強大的“曆史參與感”，使得每一個紅軍戰士更多地記住了“整個紅軍打了某場戰役，製訂了哪些戰略，經曆了哪些轉折”，而不是“我在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某種程度上，這種對曆史事件的宏觀與抽象是一種史學化的思維方式，而非新聞學化的。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紅軍早已千千萬。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是那樣的微小如火星，在曆史的煙雲之中隱沒了“自己”，卻又正是這一粒粒的星星之火，最終形成燎原之勢，構築起了此後偉岸強盛的赤色江山。共產黨究竟何以攻下這天下？曆史學家幾十年來研究不息，理論迭出。而這其中幾多奧秘，在《西行漫記》中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裏便可見一斑。
人們稱一個記者為“好記者”，往往或是因其對新聞事實及時而客觀的記錄，或是因為其報道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社會氣象的更新，如收呼喚和平、減少貧困之效。換言之，人們對記者的評價更多地依賴於他對於新聞、對於社會的貢獻，卻很少把新聞反加諸其身的影響納入考慮。然而，斯諾之人生經曆卻讓我開始反思這樣一種不甚全麵的評價方式：好的記者影響新聞，而更好的記者卻將自己的生命整個融入了新聞；他們報道世界，也在報道的過程中對世界產生了濃濃的感情；他們不是過客，而是歸人。如果說剛剛踏上這片土地時，斯諾還僅是一個對紅色中國充滿好奇的冒險家，那麼當他在這片土地上尋尋覓覓、走走停停好幾年；當幾十年後人生遲暮，他在故鄉依然眷戀著這遙遠的國度；當他最終決定將自己一半的骨灰葬於燕園湖邊，永世駐守著這片曾拋灑青春的土地……至此，他方才成了一個真真正正的好記者，將自己融於新聞的好記者。不！他不僅是記者，他更是中國人民親切溫暖的朋友，是行萬裏路卻其實不曾離開的，那個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