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尋蹤
作者：馬龍閃
“現在終於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曆史教訓並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俄）普京
前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在蘇聯和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最初叫法是“肅反運動”（全稱是“肅清反革命運動”），後來認定它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問題，有的時候又叫“肅反擴大化”。“大清洗”一稱既同蘇聯慣用的“清洗”、“清黨”有機聯係著，又切實反映了這次運動的特點，即是一次大規模清洗、總清洗，包含著對黨內黨外和社會上各個方麵的全麵清洗。
大清洗運動前的政治局勢
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大清洗運動，實際上是由此前10來年間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危機造成的。說具體點，就是在20世紀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由於斯大林發動了工業化“大躍進”、集體化運動和政治、經濟及文化意識形態的“大轉變”，由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造成了斯大林的統治危機，斯大林為鞏固其領袖地位和統治權力，不惜流血進行了這次大清洗。
斯大林1922年4月擔任總書記，從1924年列寧逝世到1929年，他發起了3次大的黨內鬥爭：先是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接著是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鬥爭，後來又發動反對布哈林、李可夫的所謂“右傾集團”的運動，這3次黨內鬥爭從上到下打擊了一大批幹部和黨員群眾。
按照聯共（布）十五大決議，本來要用兩三個5年計劃的時間來實現集體化，斯大林一躍而提前到1～2年就完成了。他推行集體化是通過大搞階級鬥爭、用“消滅富農”為動力的辦法來進行的。所謂“富農”，其實大部分是在蘇維埃政權下、在新經濟政策年代富裕起來的一般農民。所謂“消滅富農”，就是把這些農民的財產全部沒收，將其掃地出門，大部分農民被驅趕到邊遠地區或特別居民點去，少部分被關押甚至槍斃。在驅趕過程中，老弱病殘和不堪凍餓者大批死於途中，其慘象目不忍睹。這樣的集體化使蘇聯的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破壞，據1934年間蘇聯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在集體化“騎兵進軍”期間死掉了全國3300萬匹馬的50％以上，宰殺或死掉了7000萬頭牛、2600萬頭豬以及14600萬隻羊中的2／3。經過這一災難，直到25年以後，蘇聯所擁有的牲畜總數仍然少於“大轉變”和集體化以前的1928年。
強製集體化造成農業嚴重歉收，使得蘇聯在1932～1933年間發生了大饑荒。荒年裏饑民顛簸流離，餓殍遍野。據目前普遍說法，這次大饑荒造成直接餓死和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百萬之眾，一本中學生曆史讀本提供的數字是在1000萬～1500萬人之間。農村如此，城市也實行糧食定量，百物奇缺，供應十分緊張。麵對“大轉變”、工業“大躍進”和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嚴重後果，全黨上下反應激烈，人們在追問：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誰應該為此負責？
“基洛夫事件”與大清洗的開始
對20世紀20年代末“大轉變”以來的事態，不僅全黨全國都在反思，連之前在反“右傾”鬥爭中積極追隨斯大林、反對布哈林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開始醒悟，意識到斯大林路線的錯誤。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黨內上下的思想情緒和政治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啟澤為首的政治局大多數人是主張穩健方針的，緊跟斯大林急進冒險政策的在政治局裏僅有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等少數人，這種情況造成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複，布哈林主持了《消息報》的工作，並在1936年憲法起草委員會裏起著僅次於斯大林的作用。
在這種形勢下，蘇聯於1934年1～2月召開了聯共（布）十七大。十七大在名義上是一次“沒有反對派的大會”、“團結的大會”，實際上卻是暗潮湧動，與會代表暗地裏醞釀著以基洛夫替代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方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會最後投票選舉時，基洛夫的選票超過斯大林，多得了300張票左右。負責計票的卡岡諾維奇得到這一結果，大驚失色，立即彙報給了斯大林。卡岡諾維奇通過瞞天過海的伎倆，捏造兩人票數相當的說法，向代表大會做了敷衍交代。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意味著什麼，斯大林十分清楚，其領袖地位的動搖、統治權力的削弱使他暗暗盤算著下一步棋局的走向。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暴徒刺殺。這一案件正好成了斯大林棋局可資利用的難得契機。
基洛夫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是穩健派的代表人物，當時正受到全黨上下的擁戴，威望正高。剛開過的十七大表明，他是取代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眾望所歸的人物。他的被殺激起了全黨上下和全國人民的悲痛和激憤。斯大林恰好利用這一點，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黨內的反對派。首當其衝指向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因為季諾維也夫在基洛夫之前曾擔任列寧格勒黨組書記，這裏有他的手下人。斯大林幾乎沒經調查，就馬上認定刺殺是這個反對派所為。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凶手”。斯大林認為嫁罪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可以往左牽連托洛茨基派，往右株連布哈林派，這樣就可以張開血口，一網打盡主要的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