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複姓公孫，名鞅。戰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
商鞅出身於衛國貴族，早年做魏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商鞅在秦國執政近20年，使秦國一躍成為當時民富強的國家，為秦爾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功被封於商邑，稱商君，故又稱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乏，惠文王派人捕殺了他，並車裂其屍，滅其全家。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一是積極主張戰爭。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 （《開塞》）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戰爭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稱王稱霸，就必須從事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反對所謂“非兵”、“羞戰”的論調，明確肯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戰去戰，雖戰可也。”（《畫策》）
二是農戰結合。它認為，農耕為攻戰之本，因為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人民致力於農耕，才會安土重居，從而為保衛國土而戰。農、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
三是重刑厚賞，以法治軍。“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通過刑、賞要造成人民“樂戰”的風氣，“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主張明察敵情，量力而行，權宜機變，靈活主動。強調用兵作戰要“謹”，反對盲動。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討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則和方法。
當然，《商君書》的軍事思想必然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戰，將戰爭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顯然是片麵的。至於“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畫策》）的觀點，則反映了它與廣大人民眾尖銳對立的階級立場。
“自治”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蓋始自《商君書》，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詞，凡三見。曰：“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曰：“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愨而各自治也。”又曰：“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從字麵的意思看，《商君書》中的“自治”，是指民眾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學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視“法”的功能，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製的控製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這個前提下，民眾做好自己份內的職事則可，此即為“自治”。但是，在《商君書》特定的語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製框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法製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第二，從中可能體察出民眾自由和權利的缺失。筆者不揣淺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於方家。
二
由上所述，《商君書》所談的“自治”，並沒有凸顯民眾的自由和權利。事實上，《商君書》在富國強兵和穩定的口號下，進一步壓製了民眾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
在《商君書》裏，君主作為一個明主、作為一個聖人的主要標誌，就是要實現“富國強兵”。《商君書》內所談論的所有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個“富國強兵”這一個核心來展開的，其中論及“強國、國強、國富、強兵、兵強、無敵”的字眼貫穿始終。事實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國變法，也正是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 “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是為其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