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真成了“人傻，錢多”？
社會
作者：芮成鋼
就在近兩年，中國人對奢侈品的消費熱情空前高漲，原因很多。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境外采購變得相當劃算；3萬億美元外彙儲備等等說法，也令中國人的國際地位在西方媒體及民眾意識中大為提升，國“財大”則民“氣粗”。於是路易·威登、香奈兒、愛馬仕、卡地亞……種種過去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物件，飛入尋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著“必需品”的角色轉化，裝點著中國人最看重的“麵子”。
此舉在歐洲受到熱烈歡迎。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在歐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國人的身影。這對歐洲經濟有利，我們何樂而不為？”然而作為眾多奢侈品的發源地，歐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的呢？德·古赫特說：“這是一個小眾的市場，隻有少數人買得起。”
歐洲的小眾趣味到了中國，竟成了大眾流行，比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紙袋”也隨著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漲。買不起名牌包？沒問題。拎一個印有名牌標誌的紙袋一樣能招來路人的羨慕嫉妒恨，以為你剛從某名牌店掃貨歸來。因此正版的名牌紙袋售價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實際成本可能不足1元。“A貨”名牌紙袋更是供不應求，看上去和正版沒有任何區別，售價卻隻在幾元到十幾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討“有錢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讓他們有些失望。已故台灣首富王永慶的女兒王雪紅和她的先生陳文琦，是我認識多年的一對夫婦。2011年，由她執掌的宏達電（HTC）市值一度高達319億美元，使她成為新一代所謂“台灣首富”。然而過去10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陳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願意換。開的是同一輛豐田汽車，因為“還沒壞”。在王雪紅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體，有自己的風格。我沒見過她拎愛馬仕包，也沒見過她戴鑲鑽手表，更沒見過什麼“私人飛機”、名車接送，非常低調普通。
很多時候，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所謂“西方式的有錢人的生活”，隻是他們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有些中國富人裝修自己的別墅，拱門穹頂羅馬柱，恨不得把古希臘神話從頭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設計師們，都將形如“達·芬奇”風格的“歐式古典家具”稱為“大金牙”，我認為這個比喻極為貼切。
比爾·蓋茨、喬布斯、小布什、陸克文……我所接觸過的國際政商領袖，沒有一個人的家裏是這種雕梁畫棟的風格，也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對奢侈品懷有濃厚興趣，當我提到那些中國人如數家珍的品牌時，他們的臉上都是一副不知所雲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誰是誰。他們選擇的手表，卡西歐多過百達翡麗，Swatch多過江詩丹頓。
有意思的是，當你看到Swatch集團旗下的子公司名號——寶璣、寶珀、歐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達、雪鐵納，等等等等——方會恍然大悟，這些時尚雜誌上光彩奪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幾年前我去瑞士，聽說那裏的鍾表業本已經相當慘淡，沒想到後來中國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現在的蘇黎世，每家名表店裏都有一名會說中國話的雇員，專為中國客人提供服務。歐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爾遇見那麼一兩個對名表有著濃厚興趣的歐美男士，我會問他們是否在香港工作過，結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見香港的炫富文化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國大陸（如今大陸又早已超過香港，徒弟蓋過了師父）。而瑞士鍾表業以及整個歐洲奢侈品行業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這種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國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幾乎沒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據中國人的身材比例、膚色麵孔設計的，所以對中國人並不適用。比如萬千年輕女性心儀的愛馬仕Birkin包，在國外主要是中老年婦女專用。
除了能讓他們賺錢，中國買主也並沒有給奢侈品店留下什麼好印象。我問過一個國外奢侈品店的雇員，她說很多中國闊太太到店裏選購絲巾都是“自己動手”，把抽屜裏疊得規規整整的昂貴絲巾抽出來拎在手上，比畫完了就隨便丟回去。還有人與店員發生爭執，大吵大鬧：“你們整個店我都買得起！整條街我都買得起！”
美國《新聞周刊》有文章暗示過，如今全球旅遊消費都在依靠中國人拉動。但是如果中國人一邊拉動別家的GDP，一邊丟自己的人，裏外算一算，有點兒得不償失。眼下正有越來越多的奢侈品牌，落戶中國這片廣大的市場，難道咱們真成了傳說中的“人傻，錢多”？
（史鵬摘自《虛實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