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想證明“什麼是對的”，而不是“誰是對的”，那麼生活的紛爭就會少很多，生活也會變簡單很多。
————斯賓塞
“秦老弟久處金融中心，對我大清財政情況恐怕也知道不少吧？”蔭昌問道。
從皇城到坊間，都說蔭昌是出了名的會玩，此時手裏又換了一隻水煙壺，白銅壺麵上雕刻山水城池，一筆“壽”字在牡丹背景下直刻到煙嘴處，煙霧中彌漫的富貴氣派讓秦浩恍然又如身在十裏洋場。
蔭昌舉起煙壺，秦浩正欲向前湊去替恩相點火，猛然壺底雕的四爪蛟龍映入眼中，這種親王貴胄才能有的標識頓時打醒秦浩，此時此是天子腳下，一激靈間，蔭昌吐出的淡淡語調裏平添了幾分皇家威嚴。
“最近些年國家收入大幅增長，國庫藩庫充裕，是我大清之盛世”秦浩肅然答道。
這倒是秦浩的專業話題，盡管不在北京中樞，但因為上海已是國內金融中心，各類人物攜帶經濟信息彙聚此地，詳細的財政數字不敢說清楚，但一些明帳還都是心裏有數。
滿清開國起長達近二百年的時間裏，財政收入規模由順治初期的2428萬兩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萬兩，總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後又略有下降。但是，考慮到順康之際正處經濟恢複的非常時期，這一增長速度又須大打折扣。
清初的賦稅政策基本上承襲晚明，加之戰爭造成的經濟衰敝，財政收入總量自然不可能達到應有規模。
若以大體相當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基點進行考察，雍正以後直至鴉片戰爭之前，清廷財政收入規模一直在4000萬兩左右上下波動。同如此漫長的時段相比，這一發展速度可謂緩慢。
鴉片戰爭後十年內，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在三、四千萬兩左右。雖然在此期間產生了厘金這樣的新稅目，但為鎮壓各地起義而導致的軍費開支膨脹部分地消耗了這一收入，這一時期清廷的財政收入大體應在5000-6000萬兩之間。
清代財政收入的飛速增長是在光宣之際，在光緒十二年(1886)之後的十年間，清廷財政收入始終保持在8000萬兩以上，比嘉道年間的4000餘萬兩多了一倍。
不僅如此，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歲入突破兩億兩關口，用了五年時間便使規模又擴大了一倍。
1909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3億兩（1885年為7700萬兩），其中農業稅增至5000萬兩（1885年為3000萬兩），各種雜稅約4500萬兩，商稅則超過2億兩，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
“福兮禍所伏啊，依我看有了錢恐怕也就招來了禍”蔭昌繼續說道：
“中央有了錢，腰杆子硬了，眼裏就揉不得沙了，所以攝政王就想要袁世凱的命向地方收權。
官員和百姓有了錢都知道洋務運動好，就誰也不願再走鎖國的老路和義和團民族運動那樣的邪路，都一門心思的惦記著盡快立憲，好讓洋務運動更進一步。”
這兩年各省諮議局（晚清議會的稱呼，作者注）代表聯合請開國會已成了潮流，秦浩來京住的飯店同層的其它房間就住著各省諮議局的請願代表。
“可這兩步卻是我大清的禍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