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取得了勝利，盡管有很多美國人對羅斯福關於總統和政府作用的定位持懷疑態度。當時的民意測驗比較落後而且不準確，但是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53％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保守派而非自由主義者；45％的美國人認為羅斯福的政策會導致獨裁；大部分人希望當經濟危機消除之後，應該把社會援助的責任重新返還給州政府。在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過程中，也有人對羅斯福持有偏見。《財富》雜誌的民意調查則更加精確，它指出總統的支持率高達60％。
美國的政治重新改頭換麵了。自從林肯時代起，共和黨占優勢的政治格局已經不複存在了。
羅斯福長久以來追求的大城市工人階層和農村改革派的聯合陣營正在成型。在美國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羅斯福在其中104個取得了勝利，而蘭敦隻在兩個城市中獲勝。
蓋洛普和羅伯民意調查都顯示出，羅斯福在羅馬天主教徒、猶太人、非洲裔美國人（這幾大團體占了全部選民的將近1／3），以及傳統的南部白人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些團體向民主黨靠攏，是羅斯福努力的結果。
1936年的選舉是羅斯福政治生涯中又一個偉大的裏程碑，在他之前的總統中隻有9位獲得了連任。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的71年間，隻有另外的3位曾獲得了連任。自從詹姆斯·門羅以來，也沒有任何人取得過像1936年這樣明顯的勝利。世界各地的民眾都將他視為時代的巨人。《倫敦時報》把羅斯福的勝利描述為“在這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上，英語國家作為民主先鋒的地位正在不斷削弱，羅斯福的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盡管羅斯福在工商業界贏得了很多支持，但在一些顯要的工商業界人士對他依然充滿敵意。羅斯福認為傳統的工商業界人士不讚同他以及他的政策，這是帶有惡意的。羅斯福低估了幾乎所有工商業人士都希望更加繁榮的渴求，他認為大工商業者都是有意拒絕為經濟複興出資。1935年9月羅斯福曾在給羅伊·霍華德的信中表示，他對於大力推動深化改革遲疑不決。但到了1936年5月，他比任何時候都要憤怒，向莫利大叫道：工商業界簡直是“一個愚蠢的階級”。“富人們也許認為羅斯福背叛了這一階級；但是羅斯福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一階級正在背叛他”。要想讓羅斯福和工業領導人能夠互相欣賞，那就需要一個比大蕭條還要嚴重的突發事件。
羅斯福動用了國內財稅機關和司法機關來對付他的敵人，這最能說明羅斯福和工商業界之間關係緊張了。正如一位曆史學家寫道：“看起來羅斯福像個領導才能的濫用者。”而且這一招不隻是用來對付工商業界人士，羅斯福還向他的反對者開刀，包括休伊·朗、約翰·l·路易斯、安德魯·梅隆和摩西·安內伯格，派出了稅收稽查員和檢察官。
羅斯福的這些動作，和其崇拜者對他的評價大相徑庭，很多人認為羅斯福在挑釁麵前能夠不慍不火、富有自製力。在他所有帶欺騙性的政治手腕中，他最愛使用稅收工具，這可能是對他最有利的，也可能是對他最不利的。1934年司法部控告了安德魯·梅隆，梅隆是美國最偉大的工業家和慈善家，曾擔任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後來還出任過駐英國大使。
曆史學家阿瑟·斯切勒辛格認為這一指控看起來是“羅斯福的個人報複”。
羅斯福懲罰他的敵人而獎勵他的朋友。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並沒有錯，但是羅斯福作為著名的政治家，他也經常宣稱自己是平等和正義的代言人，而他卻用這種變幻無常的手段來對付可能完全無辜的人，這與他的正麵形象是極不相稱的。
就算不是工商業界人士，但至少大部分人注意到了政府的不當行為，以至於工商業界和政府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一個像羅斯福那樣身處高位、權力巨大而又深受愛戴的人，因為不能寬宏大度地對待他的政敵反而削弱了他的曆史地位。我們在其他一些事件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有時羅斯福會讓人們害怕他並且折磨他們。這是有先例的，而且有時也是必要的。即使這樣做能彌補由於身體缺陷給他帶來的沮喪感，這種狹隘的心理和這位偉大的領導人也是極不相稱的。
從這方麵看，羅斯福的行為和同時代的其他偉人相比是有些卑劣的，例如永不言敗、寬宏大量的溫斯頓·丘吉爾，以及厭世的天主教徒戴高樂。如果羅斯福能夠丟棄，或者是完全掩蓋自己身上隱藏的那種或有或無、或多或少的惡意，他或許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位受人尊敬的曆史學家曾經這樣描述道：“羅斯福表麵上談笑風生……但是他的性格變幻莫測，而且不夠誠實。”
羅斯福決定親自去參加為了維護和平而召開的美洲國家大會，這一大會是他於一年前為貫徹美洲國家的和平精神而倡議的。
他乘上印第安納波利斯號，海上運輸的繁忙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還指著停泊在加勒比海域的一艘德國戰艦幽默地說，那艘船“鳴了21炮，向我們致敬呢！”他的這番話還真的會讓人信以為真。盡管羅斯福努力想把美國塑造成美洲各國的友好鄰邦，但是在誰掌握美洲各國的最高領導權這一問題上，羅斯福從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