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著石頭過河
馬歇爾的宣誓就職儀式，原本定在1947年元月20日，但那時馬歇爾夫婦正在芝加哥城，碰巧下著大雪，且特別寒冷，航班停開。馬歇爾夫婦隻得乘火車到華盛頓，結果宣誓就職儀式晚了一天。
馬歇爾擔任國務卿，正是美國對外政策處在一個最重要的轉折時期。從經濟上講，美國早在19世紀末就已成了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但是，從政治上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戰後，隨著經濟、政治、軍事勢力的膨脹，美國成為左右國際事務發展的霸主。軸心國剛剛被打敗，激烈的武裝鬥爭轉入戰後和平時期，美國的對外事務已在進行調整和轉變，由原來的洲際主義轉向全球主義，到處插手幹涉，企圖按照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來建立起全球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但形勢並不容樂觀。隨著共同敵人的被打敗，美、蘇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已經由戰時的盟友轉為公開的對抗。前蘇聯戰後的勢力也得到大大的擴張，中東歐一大片國家為其控製。社會主義在亞洲聲勢浩大，洶湧澎湃。歐洲被分割為兩個相互競爭和對峙的集團，一個被曆史學家和政治家們稱之為“冷戰”的局麵已經正式形成。美國的歐洲朋友，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到處都是被戰火摧毀的工廠、村莊和房屋，饑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戰爭期間，羅斯福對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給予了相當的支持和鼓勵，希望在打敗日本以後，中國能夠成為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盟友和夥伴，以維持美國的利益，但中國的形勢，並沒有按照美國的願望發展。國民黨政府自恃兵強馬壯，挑起了內戰，中國重新又陷入戰爭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鹿死誰手，尚不可測。
馬歇爾作為國務卿和內閣首席閣員，如何在這紛亂的世界中駕馭好美國對外關係之舟，引起世人的廣泛矚目。
一般說來，杜魯門選擇馬歇爾接替貝爾納斯擔任國務卿，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合適而恰當的人選。他在戰時擔任了6年陸軍參謀長，戰後又作為總統特使到中國調停國共兩黨分歧。有著與總統、國會和世界上一些重要國家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且辦事認真，享有廉潔奉公的聲譽，大家相信他會嫻熟自如地處理外交事務。
其實事情也並沒有那麼簡單。馬歇爾在軍隊管理崗位上積累起來的經驗，並不能作為他指導外交領域行動的向導。國務卿與陸軍參謀長處理問題的手段和方式方法，雖不能說是截然不同，但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馬歇爾對國務卿和外交領域的工作，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不少原來的老同事、老部下紛紛寫信給馬歇爾道賀，但也有不少人，在表示祝賀的同時，也向馬歇爾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和經驗。其中，馬歇爾的老上司、擔任過國務卿和陸軍部長的史汀生的來信，意味深長，言詞懇切，他在信中說：“你會發現，它（國務卿）並非一件美差，你會懷念陸軍部的工作，那裏井然有序，下屬人員忠心耿耿，各項指示精神能深入貫徹到基層組織。而國務院的工作任務，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組織紀律性，這是必然的，但你不要以為，隻要製定出嚴格的組織紀律就會克服這一缺陷，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的事。在國務院，你將遠比主持總參謀部工作更有孤掌難鳴之感……
“外部世界的各種突發事件，會像炮彈一樣向你襲來，其頻率之快，甚至會比戰爭年代的陸軍部更甚。菲蘭德爾·諾克斯（1853～1921年，美國政治家，1909年曾任國務卿）過去常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意外事件，消息都會在4小時內送到他的辦公桌上……這些突發事件包羅萬象，深不可測，其程度要比我們戰時在陸軍部所經過的任何一次都大。”倫納德·莫斯利：《馬歇爾》，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423頁。
史汀生的信，向馬歇爾提示了國務卿工作的性質，與陸軍參謀長比較起來，國務卿工作更加複雜，各種“突發事件”殊難逆料。而在管理上，又不可能像陸軍部那樣，做到紀律嚴明，一絲不苟，國務院是一個比較鬆散、自由得多的機關。
史汀生還告誡馬歇爾，在與新聞界打交道時更要小心。在陸軍參謀長的崗位上對付記者，大可采用“軍事機密，無可奉告”來解圍。但在國務卿的崗位上，這樣的話是不起作用的。一些專跑“最新消息”的年輕記者，會時時跟隨著，特別是有重要國際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希望能從國務卿的嘴裏套出某些新聞，好獨家刊出，以抬高他們自己的身價，引起轟動效應。
馬歇爾宣誓就任後的第一項重大外事活動，是赴莫斯科參加英、美、法、蘇四國外長會議。在他尚未宣誓就職時，他收到了比德爾-史密斯的一封信。史密斯是馬歇爾的老部下，戰爭期間擔任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現任美國駐蘇大使。他認為馬歇爾是在一個倒黴和糟糕的時刻接任國務卿的，他對馬歇爾將麵對的困難和挑戰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