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嚴重的是，有些不良習慣還會釀成大禍。大興安嶺火災就是一例，工人吸煙隨地扔煙頭引起了大火。還有些人有賭博習慣，搞迷信活動，甚至賣淫等等，這都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要保持國家的安定團結，要使社會經濟穩步發展，必須抓緊人們行為習慣的培養和訓練。可以說，行為習慣直接關係千家萬戶，關係到我們的社會風氣。為了建設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我們必須改變壞習慣，培養好習慣。
一個國家，人們的行為習慣如何，標誌著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在國內，大家對一些壞習慣已經習以為常，可在國外，一個隨地吐痰的人，立刻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據報道，在公共汽車上有幾個外國人，邊聊天邊剝糖紙，幾個人的動作都是一樣的，他們拉開自己包的拉鎖，把糖紙卷成卷扔進包中。從動作和表情看，他們都未加思索，是一種自主化的定型行為，說明他們已經養成了習慣。
而我們生活中有不少人在馬路上邊嗑瓜子邊吐皮，吃香蕉、橘子都是隨手把皮扔在地上。不良的習慣，嚴重地汙染了生活的環境。又如，很多人有個習慣，排隊買東西時，總想投機取巧，“鑽”到前麵去。而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們對此十分看不慣。據說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排隊購物時，施展了“加塞兒”的本領，竟受到大家的一致抗議，使他非常難堪。一件在國內習以為常的小事，卻在國外丟盡了中國人的臉。
再如：德國市民非常自覺，過馬路時，紅燈一亮，沒有一個人穿行人行道，雖然馬路上一輛車也沒有，但他們還是自覺地等著綠燈。可我們有些人不要說過人行道，就是騎自行車過路口，也不管不顧地亂闖紅燈。德國到處可見綠茵茵的草坪，雖然沒有立著“不準踐踏，違者罰款”的牌子，但人們都自覺地不進入草坪。可是我們有些公園綠地盡管大字罰款招牌立著，還是有人進去，如果是在拐角處有綠地，總要被人們走出一條斜路，以取近道。西方國家一些城市的廣場上總有鴿子悠閑地踱來踱去，沒有人去抓、去轟，而我們這裏，樹上落了一隻麻雀都會有人用石頭砸。
在國外，演出團表演結束，觀眾全體起立鼓掌，表示對演員勞動的敬意。而我們國內有些演出，演員還未下台觀眾已走掉一半。演出節目很高雅，可觀眾又是嗑瓜子又是聊天，還不時發出尖叫和吹口哨。演員演得很好，觀眾不懂鼓掌，而演員下台時不小心摔下跟頭，台下卻“呱呱呱”地鼓起掌來。凡此種種習慣的不同，正體現了文明程度的不同。
上述這些，並不是說外國人什麼習慣都比我們強，說他們某一方麵好，不等於他們什麼都好；說我們某一方麵差，不等於我們各方麵都差。我們隻是希望在培養好習慣，改變壞習慣上不妨借鑒一些他人的長處，隻要他們在這方麵有可取之處，我們就應該學。
5微笑的習慣是征服困境的利器
微笑的後麵蘊涵的是堅實的、無可比擬的力量，一種對生活巨大的熱忱和信心，一種高格調的真誠與豁達，一種直麵人生的智慧與勇氣。
百貨店裏，有個窮苦的婦人，帶著一個約莫四歲的男孩在轉圈子。走到一架快照攝影機旁，孩子拉著媽媽的手說：“媽媽，讓我照一張相吧。”媽媽彎下腰，把孩子額前頭發攏在一旁，很慈祥地說：“不要照了，你的衣服太舊了。”孩子沉默了片刻，抬起頭來說：“可是媽媽，我仍會麵帶微笑的。”每想起這則故事，就會被那個小男孩的感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不是活在物質裏，而是活在自己的精神裏，如果精神垮了，沒有人救得了你。包括人們所信奉的“上帝”。
約翰·內森堡是一名猶太籍的心理博士。在二戰期間，由於納粹的疏手，使他幸免於難，然而他卻沒能逃脫納粹集中營裏的慘無人道的生活折磨。他曾經絕望過，這裏隻有屠殺和血腥，沒有人性、沒有尊嚴。那些持槍的人像野獸一樣瘋狂地屠戮著，無論是懷孕的母親，剛剛會跑的兒童，還是年邁的老人。
他時刻生活在恐懼中，這種對死的恐懼讓他感到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集中營裏，每天都有因此而發瘋的。內森堡知道，如果自己不控製好自己的精神，他也難以逃脫精神失常的厄運。
有一次，內森堡隨著長長的隊伍到集中營的工地上去勞動。一路上，他產生一種幻覺，晚上能不能活著回來？是否能吃上晚餐？他的鞋帶斷了，能不能找到一根新的？這些幻覺讓他感到厭倦和不安。於是，他強迫自己不想那些倒黴的事，而是刻意幻想自己是在前去演講的路上。他來到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室中，他精神飽滿地在發表演講。
他的臉上慢慢浮現出了笑容。內森堡知道，這是久違的笑容。當他知道自己也會笑的時候，他也就知道了，他不會死在集中營裏，他會活著走出去。當從集中營中被釋放出來時，內森堡顯得精神很好。他的朋友不相信，一個人可以在魔窟裏保持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