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青銅史書”史牆盤
在青銅文明中，盤是一種——水器洗手用具，常與匜配合使用。古人在祭祀或飲宴時，有洗盥的禮節。
這種禮節就如同現在的飯前洗手，不過那時是將盥洗用具端到麵前來洗。具體的做法是上麵用其澆水，下麵用盤接著。
1976年12月15日，陝西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村的社員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藏，這個窖藏中共出青銅器103件，是解放以來發現的數量最多的西周青銅器容藏。其中74件有銘文，而史牆盤是最為重要的一件。
史牆盤敞口，淺腹，圈足，腹外附雙耳。盤通高162厘米，口徑473厘米，深86厘米。腹飾垂冠分尾長鳥紋，鳳鳥有長而華麗的鳥冠，鳥尾逶迤的長度為鳥體的二倍至三倍，延長的部分與鳥體分離。鳳鳥紋在當時象征吉祥，是西周中期最為流行且最有特征的紋飾。史牆盤圈足上花紋似夔紋而不見首，已有竊曲紋的原始形態。全器外部其餘空間均飾回旋線條組成的雲雷紋。從整體上講，史牆盤造型精致，紋飾優美，鑄造精巧，銘文典雅。
史牆盤自出土以來，就有“青銅史書”之譽，主要是因為其器底銘文對我們研究西周曆史和進行青銅器斷代都有極高的價值。盤銘18行共284個字，不僅提供了許多過去文獻中沒有的關於西周王朝的史實，而且盤銘在文體結構、修飾手法和詞彙方麵，也有很突出的特點，這對我們研究西周金文也有重大意義。
史牆盤出土以後，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唐蘭先生對其銘文進行了考釋，並將其譯作現在語言。
史牆盤銘文所記述的西周曆史至穆王止，因此一般認為此器屬恭王年間。此外，從史牆盤的器形和字體等方麵考察，也與前麵的推測完全相合。
銘文內容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部分記述了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恭王等6代當朝天子的重要史跡和主要業績，如文王創業、武王伐商、周公東征、成王分封等。這不僅證實了我國文獻中關於西周前期王室世係的記載，而且所頌揚的各朝天子的政績也可和文獻相互印證。
史牆盤所記述的西周史，有的可以和文獻記載相對照，有的則是文獻中沒有的敘述，這對我們研究西周曆史具有極大的價值。盤銘敘述武王征四方、達殷、征翟、代東夷，這些史實可以作為《逸周書·世俘》中所述的武王伐四方事跡的補充，當時商不但和東夷，而且和北狄也有密切的關係。
同時，從盤銘中所記敘的西周史上，也可以獲得這樣一個信息，武王時代，殷王朝雖然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但是並未完全被滅。武王伐商以後，商王武庚遷於朝歌。當時，周人在北方有狄的威脅，在東方，夷人也未完全脫離般人的羈絆。這表明，周人勢力並未到達山東半島，由此我們推斷齊魯兩國的分封就不應該在武王之世。
銘文關於昭王南征荊楚的敘述，可以和史書相對照。古本《竹書紀年》載：昭王十六年，“伐荊楚、涉漢”，十九年“喪六師於漢”，這便是《史記》中“昭王南巡狩而不返，卒子江上”史實。盡管盤銘隻說昭王“廣能荊楚，推狩南行”，而將昭王南征失敗慘死的真相給掩蓋了，但這一敘述卻使史書的真實性得到印證。
盤銘的下半部分是器主史牆自敘其微族自遠祖以來曆代侍奉周王室的曆史。換句話說，就是為我們講述了一部西周微氏家族的發展史。按照盤銘中的說法，微氏家族世代為周王室的史官，史牆的高祖原居微國、有人認為就是微子啟之後，即為商的遺民；窖藏的青銅器也確實留有商代遺風，這多少令人對這種觀點不移。
武王滅商以後，其擔任微國史官的烈祖來見武王，即銘文中“零武王既載殷，微史刺祖西來見武王”，武王命周公安排他們在歧周居住，至乙祖時出仕於周，並漸漸成為周王腹心之臣，微氏家族開始走向顯赫。銘文最後說明，史牆為稱頌先祖父考，並祈求多福，而作此器以為紀念。
同時，透過銘文，我們還可以看到西周社會的方方麵麵，特別是當時的一些政治經濟政策。銘文中記載武王命令周公在周邑近郊劃居住地給臣服於周的微國史官的烈祖，顯然是“采邑”之賜，為我們研究西周的“內服”和采邑製度提供了可靠的證據。而由“無刺農桑，歲稼唯辟”所知，微國乙公所食田邑的貢賦交納及時，又乙公不斷開辟土地，所種莊稼年年增加。顯而易見，乙公所開辟出來的土地可能就是食邑之外的私田，反映了西周中期政治經濟上的重要現象。
史牆盤記載的曆史如此清楚詳盡，完全可以作為一件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從各器上的銘文可知，與史牆盤同出的103件青銅器，均屬於微氏家族的，有折器4件，豐器6件，牆器3件，牆之後48件，共61件。以史牆盤為基準，可以將此窖藏青銅器係排列起來：折約當康昭時期，為牆所述之第四代；豐約當昭穆之時，為第五代；牆當恭王時期，為第六代；此後為第七代，當在共懿時期。此窖藏，青銅器是史牆一家幾代先後製作的器物。同坑中出同一家族銅器如此之多，並有緊密聯係而可資斷代的，尚是首見。根據各器的形製、紋飾、文字風格等，和其他青銅器比較研究，可以為青銅器斷代整理出一條線索，從而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樹立了一個難得的可靠標尺，這在青銅器研究以及西周考古上有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