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
多爾袞(1612～1651年)，愛新覺羅氏。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太宗時，封和碩睿親王。世祖年幼即位，他以皇叔執政，獨攬大權。順治元年(1644年)統兵入關，利用漢族地主官僚， 以武力鎮壓農民起義軍和抗清義軍；並創建清朝入關後的各項製度，受封為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初)病死。死後被追尊為宗義皇帝。然世祖對他素懷不滿，不久即加以謀逆的罪狀剝奪爵位。乾隆時始恢複睿親王封號。
多爾袞在清初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青少年時期便跟隨其兄皇太極四方征戰，英勇無比，軍事，政治上日趨成熟。皇太極死後，他輔佐年僅六歲的順治帝即位。他雖為攝政王，卻是當時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清軍入關後政權的真正締造者。作為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謀略家，他具有卓越的見識和膽量。這一點，在他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上，表現得尤為充分。當然，多爾袞畢竟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他為了維護滿漢地主政權的特殊利益，推行過一些落後的，民族壓迫的政策，這也是無需掩飾的。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歲的福臨繼位，改明年為頤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繼而稱攝政王。後來，多爾袞用計謀巧妙的將濟爾哈朗的首席輔政退為第二輔政。這樣，在短短的八個月內，他便集大權於一身。
多爾袞的這些做法，雖是個人的爭權活動，但客觀上對清政權的發展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避免了公開分裂和混戰，使權力得以集中，指揮得以統一。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可靠保證。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明王朝滅亡。
四月初，多爾袞在權力爭奪中獲勝以後，征調大軍，準備伐明。此時，他還不知道農民軍已占領北京。四月中旬，多爾袞統帥清兵抵達遼河，方得知明朝已經滅亡的消息。明朝山海關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向清軍乞援，想以清軍的力量擊敗李自成的農民軍。
在這形勢突然發生變化的時候，多爾袞顯示了一個謀略家驚人的應變能力。他當機立斷，馬上改變策略，接受大學士範文程的建議，將這次出兵的目的由伐明改為進攻李自成農民軍。四月十九日，多爾袞在進兵途中，致書吳三桂，對“崇禎帝慘亡，不勝發指”，這次進兵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並說吳三桂“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以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複懷疑。”若吳三桂“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落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明確表示要統一中國。多爾袞抓住時機，迅速完成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轉變。
四月下旬，多爾袞率軍抵達山海關，會合吳三桂，與李自成的大順軍正式接戰。開始，大順軍將吳三桂部圍困於山海關城內，經過激烈地炮戰，吳三桂已危在旦夕。吳三桂為保住性命，在二十二日淩晨，率百騎突出重圍，入清營拜見多爾袞，終於投降了清軍。多爾袞為給明朝降將樹立樣板，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並令其率所部降軍出關迎戰李自成。吳三桂得多爾袞為援，揮軍與大順軍死戰，而多爾袞則蓄銳不發。經過一個上午的激戰，雙方死傷慘重。到了中午，多爾袞見吳三桂部不支，農民軍也已十分疲勞時，派多鐸、阿濟格率數萬騎兵，三聲呐喊，由吳三桂陣的右翼衝出，直撲大順軍。這一戰，由於多爾袞指揮得法，僅“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彌漫大野。”農民軍敗潰，主要將領劉宗敏負傷，李自成隻好退回北京。
清軍攻占北京之後，多爾袞麵臨一個異常複雜棘手的政治局麵。當時的北京城，在很短的時間裏，先為李自成所破，又為多爾袞奪取，變化之速，令人瞠目。在這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多爾袞顯示了一個政治謀略家超凡的機智和才能。
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斷然拒絕了阿濟格“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的野蠻建議，不失時機地采取了一係列籠絡明朝士人和安撫民心的措施。先是為崇禎帝，後發喪，接著改變了對明王室成員的態度，他下令對“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同時，他將數萬大軍“盡屯騎兵於城外”，隻帶千騎入城宿衛，並嚴申“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規定“軍兵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對於一些違反禁令，“毀傷民間，動用家夥者”，則“悉置重典。”這些措施的嚴格實行，對籠絡明朝士人，安定民心，起了巨大作用，對以後的統一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