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的本能永遠存在，而動物本能的衝動則會永久性喪失。比方說，在變態人格身上，愛和被愛的需要已經喪失了，而且如我們目前所知，這是一種永久性的喪失，也就是說，這種變態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療術醫治不好的。我們還有更早的關於奧地利村莊失業（以及蘇格蘭失業研究）的例子，這些例子表明，長久的失業會嚴重地損傷心理，以致摧殘一些需要。對有些人來講，這些需要甚至在環境已經變好時仍不能恢複。從納粹集中營裏也獲得了類似的材料。或許巴特森和米德關於巴厘人的觀察是最具說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們西方意義上那種喜愛的人，他們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島拍攝的電影表明，嬰兒和兒童有對缺乏愛的抱怨和不滿，我們由此隻能推斷出：這種愛的衝動的喪失是一種後天的喪失。
在人生的階梯上，我們已發現本能和對新事物靈活適應和認知適應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們對其中一個發現得越多，對另一個可能期待得就越少。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甚至是悲劇性的錯誤（考慮到曆史後果）。這種錯誤把人類的本能性衝動與理解力截然分開。對於人類來說，本能性衝動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結果或者隱含的目標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得到一個論點：認識或理解的衝動也許與歸屬感和友愛的需要一樣，是意動的。
被錯誤認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兩分法中是相互對抗的。如按照現代知識來正確地劃分，它們就不會被看成是相互對立或對抗的。健康的理性與健康的似本能的衝動的重新定義，在健康人那裏並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個方向；不過對不健康的人而言，它們可能是互相對立的。當前已獲得的所有科學資料指出，保護、寬待、愛、尊重兒童，在精神病學上是合乎需要的。這也正是兒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這種非常明確的、在科學上可檢驗的意義上，我們認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敵對的，它們表麵的對抗隻注意病人表麵的印象。假如這一論點成立，我們因此就將解決一個古老的難題：本能與理性，應該認誰為主？其實這就像另一個問題一樣陳腐：在一個良好的婚姻關係中，應該是丈夫為主人還是妻子為主人？
許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質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推論，都產生於本能理論得到理解的全盛時期。正如巴斯托爾在他對麥克杜格爾、桑戴克、榮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別作出的總結性的推論那樣。由於錯誤地將遺傳與命運等同起來，把它們都看成是無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這就導致了這些推論的產生。
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這個結論的錯誤之處。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個慈善的文化孕育它們，使它們出現，並得到表現和滿足。它們很容易被惡劣的文化環境所摧殘。比如在我們的社會，必須有相當大的改進，柔弱的遺傳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滿足。
巴斯托爾把遺傳與命運等同起來的各種關係，不管怎麼說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們有必要使用兩個而不是一個連續統一體來說明問題。甚至在科學的問題上，開放-保守連續統一體也已讓位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專製兩個連續統一體。現在也許還有環境論-專製-社會主義，或者環境論-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環境論-民主-資本主義。
總之，認為本能和社會、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存在著固有的對抗，是一個危險的未經證明的論斷基礎。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態的社會和個人非常傾向於這些對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證明的那樣，事情並非隻能如此。在良好的社會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種社會中，這不可能是真實的。健康社會狀況下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對抗的。對於對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錯誤看法以及不正確的研究方法來說，隻有在惡的個人環境和社會環境下它們才會存在。
本能理論的缺陷還在於，它忽略了衝動是在一個強度大小不同的層級序列裏，而且能動地互相聯係。如果孤立地對待每一個衝動，紛繁複雜的問題一定得不到解決，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就會產生。例如，動機生命在本質上的一元性或整體性被抹殺，形成了羅列動機的無法解決的問題。此外，價值或者選擇原則也被忽略了，而它們恰是使我們決定一個需要比另一個需要更高級、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與整體化相對的）動機生命元素化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後果就是給本能敞開了通向涅盤、死亡、靜寂、體內平衡、自滿、穩定的大門，原因在於，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滿足，這就是說，要求它自身的湮滅。
在這裏，一個明顯的事實幾乎被忽視了：任何一個需要的滿足，隨著它的逐漸滿足，其他曾被擠到一旁的較弱需要就占據了需要層次論的突出位置，極力爭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個需要的滿足將導致另一個需要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