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並不認為麵對這樣的傷疤隻能吐口水或轉過頭去。二戰中的日方陣營中除了軍國主義分子、意欲奴役中國的侵略分子以外，也有被利用被蒙蔽的基本善良的人士，也有對華比較友好、不讚成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但又沒有勇氣反抗的人士。除了堅決的反戰人士外，被侵略戰爭所裹脅的民眾與普通士兵，他們客觀上也為侵略服過務做過事，他們雖然對於發動侵略戰爭負有民族責任，他們仍然有他們的悲劇、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掙紮、他們的人格分裂與他們的曆程。他們更有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日子，他們的命運，他們的童年與青春。他們也有情感包括負罪感與無力感、被騙與自我欺騙感，當然也肯定有民族主義直到軍國主義的影響。曆史裹脅了各式各樣的人，戰爭更加強橫地裹脅了不同的人。被裹脅的人同樣能加害受害者，被裹脅者照樣可以做出可怕的為害至巨的事，但是你無法抹掉他們的曾經存在，他們的經驗與慘痛呼號，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控訴著侵略者、戰爭罪犯。他們不同於侵略頭子。盡管他們的呼號不能與被侵略者的慘痛相比。而在淪陷區，除了有抗日誌士，有狗漢奸以外，同樣有大量的中間狀態，有男人與女人，有歌曲與歌星，有小菜與老酒，有娶妻與生子，有屈辱也有抗爭，有窩心也有尊嚴，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也有苦中作樂的過一天算一天。曆史正麵臨著嚴峻的考驗，非此即彼，幾乎是沒有中間道路。沒有這樣的道路，卻有這樣的狀態。大量的中間狀態也是無路可走、此路不通的狀態。甚至在兩極的陣營中，各人仍然有多種多樣的表現。
我一直在思考一種西方的說法：不承認中間狀態是極權主義的一個特點。
至少對於我，李香蘭這樣的名字，《夜來香》與《何日君再來》這樣的歌，它勾起了我對於屈辱的、貧困的、無望的童年時代的回憶。我不能說日本軍人在北京的曾經的存在與我無關，我不能說《夜來香》直到反映鴉片戰爭的日偽影片《萬世流芳》與主題歌曲《賣糖歌》的歌聲能夠被我完全忘卻。不管後人怎麼樣給它定性與批判。
當然要批判日本的侵略戰爭，也可以“批判”李香蘭與她唱過的歌曲，但是你無法批判我的童年日子與童年記憶。
不僅日本與中國的戰爭中間出了一個李香蘭，而且德國著名導演法斯賓德的影片《麗莉瑪蓮》，描寫了一個歐洲的略類李香蘭的故事。同一文章中，我寫道：
無獨有偶。同年五月，我……收看了香港一家英文電視台播放的電影《麗莉瑪蓮》。麗莉是德國血統的一個歌女，自幼生活在異國……二次大戰中該國為抵製納粹不準德國血統的人入境，使麗莉……隻好回德國。她演唱的一首看來也是“離別布魯斯”式的傷感的歌曲深受前線德軍士兵的歡迎，她也被捧到極高的位置，曾被希特勒接見。她利用她的地位掩護幫助了抵抗運動的參加者，內中包括她原來的情人。為此，她被蓋世太保逮捕，隻是迫於各方的壓力和考慮到宣傳效果，才沒有殺她。到一九四五年，軸心國失敗，麗莉反而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被兩方麵利用，又受到兩方麵的猜疑和不滿的孤兒。
此次（二零零七年）寫自傳第三部的過程中，經查證，我知道影片所寫的主人公真名是維佳，而麗莉;瑪蓮是她唱的名曲的主人公。維佳是德國人，一直生活在國外，她愛上了一個猶太人，此猶太人與他的父親是抵抗分子。二戰爆發時，她適回德國與情人相會，但她的出生與居住國由於二戰再不準德裔人士入境。她留在了德國。她的歌曲不僅安慰了德國士兵，而且被英美與蘇聯士兵所熱烈喜愛。維佳參加過抵抗運動，這與李香蘭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