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憂國的人，總是你瞅我我瞅你，哀歎：“唉！中國人沒有政治思想！”是這麼回事，我們中國人的確沒有政治思想。但即使這樣，我以為今後的中國，大患不在於沒有思想，而在於沒有能力——任何方麵都是這樣，尤其是政治方麵。簡單些的思想，聽別人嘴上講講就可以掌握；複雜些的思想，鑽研一番就可弄通。通過聽別人講學習思想，幾個月就能見效果；通過鑽研書本學習思想，幾年就可以見成效。所以要讓一個沒思想的人轉變為有思想的人，這事還比較容易；而要讓一個沒能力的人轉變成有能力的人，這事真的很難。
十年前朝鮮的東學黨，跟三十年前日本的尊攘家，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麼日本能改革，而朝鮮不能？是因為朝鮮人的能力，比不上日本。十九世紀初南美各國尋求獨立，跟十八世紀末北美合眾國尋求獨立，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麼北美能秩序發達，而南美不能？是因為南美各國人的能力比不上北美。路易十六時代法國的革命，跟查理一世時代英國的革命，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麼英國人能得到完全立憲政體，而法國人不能？是因為法國人的能力比不上英國。如果說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麼古代波斯人的思想力，不比阿拉伯人差；中世紀羅馬人的思想力，不比峨特狄人差；即便印度人的思想力——據心理學家論述——也完全可以跟英國相媲美，甚至超過英國人也說不定。那麼為什麼後者強盛、前者衰亡呢？如果說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麼歐美大學中，黑人受同等教育，獲博士、學士學位，成法、醫、理、教專家，跟白人同樣廁身學術界，這樣的人不乏多數；還有猶太人著書立書成為思想巨匠的人，也可以說屢見不鮮，那麼為什麼黑人建國遙遙無期，而猶太亡國之後，竟萬劫不複？所以說思想不是完全靠得住，隻有提升能力才是硬道理。
我們中國自黃帝以來，國家存在了幾千年，而至今不能組織一個規範有序、合理發達的政府，原因在哪裏？一言以蔽之，沒有政治能力。有人說：“我們中國人因為長期受專製政體統治，即便有政治能力，也不能發達。”是這麼回事。但即使這樣，也有專製政體統治不到的時期、統治不到的地方、統治不到的事業，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中國人不能發揮政治能力的毛病還是老樣子，這是最可痛心的事。
所謂專製力統治不到的時期怎麼講？當一個朝代的腐敗統治到了末期，中央政府威信掃地，各地群雄並起——像秦末、西漢末、東漢末、唐末、元末、明末，那時候中央政府的號令僅限於在京城周邊好使，民間隻要稍微具備政治能力，宣布獨立自治，獲得自由自治幸福，就不算難事。然而總是拒虎迎狼，幾千年來周而複始。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一個證明。
所謂專製力統治不到的地方怎麼講？回顧我們中國的曆史，各省地方，不乏脫離中央政府自成一個行政區域的時代，春秋戰國不用說了，在這之後比如像秦末的南越閩越，漢末的蜀吳，唐末的吳越，福建、湖南、蜀唐一直到宋的西夏，都在中原大亂的時期，自成一個小朝廷。假使這些地方的人稍微具備些自治力，那麼開創一種政體使我們中國的曆史透出些亮色，也不是難事。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仍然是老樣子。這隻能說：“行政區域即使不一樣，然而終究被豪強脅迫，不能自拔。”再說自明末以來，幾百年間，我們中國人遷居到南洋群島的人口不下幾百萬，到今天隻就泰國一國來說，其中的華人已經有一百多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處也不少。像這些華人，中央政府認為跟自己沒關係，非但專製不到他們，也不屑專製他們。那麼為什麼這些華人仍然束手束腳形同牛馬呢？更為嚴重的，比如荷蘭屬、法屬的僑民，忙死忙活，受盡煎熬，生活苦得連豬羊都不如。另外，海峽殖民地各島，大都由我們中國人與天氣戰，與野獸戰，與土蠻戰，艱辛備嚐，開墾拓荒，然而最後卻不能自己建設自己管理，非得由西方殖民者來管治，這又是因為什麼？即便中國人總得有人管，難道非得被殖民者管才有前途？！以前的事就不必再多說了，看看現在的情形，他們不能組織政治團體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一事實，還用得著再說嗎？再比如今天美洲、澳洲等地，我們中國人散居的人數也不下數十萬，當地講法律，講自由，講平等，而我們的僑民也跟當地人一樣享有集會、言論的自由，那為什麼不到四千的英國人在上海能夠形成為一個近乎小政府的組織，而超過三萬的華人在舊金山竟然年年窩裏鬥不能組成一個稍微有力的團體？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二個證明。
所謂專製力統治不到的事業怎麼講？所謂政治組織，並不是一定局限在政治領域，在歐美國家不管是一個市、一個區、一個村、一個公司、一個學校……凡是一切公私的聚集地，沒有一個不是相當於政府縮影，所以想檢驗一個國家國民政治能力的強弱，都可以從這方麵入手。
近代自由政體的起源，曆史學家大都認為是中世紀的意大利市府（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市），而這些市府，一開始都是經濟上的聚合地，而後才變成政治上的聚合地。中國專製的毒雖然劇烈，但由於中央行政機關不完備的原因，它能直接幹涉民間事業的情形也很少，如果國民在商務上想結成團體，必然不是政府取締得了的。然而幾千年來想找一個像西方人成立的那種有限公司或者商業協會，能如願嗎？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例。像教育事業，近幾年來朝廷屢下明詔獎勵辦學（專製力即便想插手任何事業，也決不會插手教育事業），然而試看庚辛以來一直到今天，各省教育事業的發展，有什麼成績？即便有些成績，然而私立學校的成績，往往照官立學校的成績差遠了。我們國民還有啥底氣責備政府？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三個證明。
所以我認為：今後的中國，大患不在於沒有思想，而在於沒有能力。
亞裏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既然這樣，就等於說，人類具備政治能力是天生的，那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卻從有到無了呢？我認為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隱伏起來無力發展，二是剛想發展就被摧折。下麵試著就我們中國人之所以這樣的原因分述如下：
第一，是由於專製政體。專製政體是直接摧鋤政治能力的武器，這是稍有知識的人都能知道的。進化學者論生物進化的公例，說動物身上不管哪種官能，隻要長期不運用，那麼本能就會逐漸消失。比如在意大利有一種生活在洞中的盲魚，過去本來是有眼睛的，因為長期生活在黑暗的洞裏，眼睛用不上，所以就進化成今天的樣子了；又比如脊椎動物，過去本來有腮（人類也有），因為空氣輕清，腮用不上，所以就進化成今天的樣子了。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經過百數十代的遺傳適應，一部分本能發達了，而其他不常用或用不上的本能就退化消失了。這樣的例子不單適用於生理的進化，也適用於心理的進化。專製國家的人民沒有運用政治能力的餘地，假使有施展政治能力的人，那麼統治者一定會對他進行打壓，讓他歸於劣敗，而不再有機會傳給下一代。所以，大部分人的政治能力始終冒不出頭，冒出頭的也沒地方施展。這樣，政治本能，隱伏不出，時間長了，就成了第二天性。就算有朝一日讓大家隨便施展政治本能，而本能的恢複，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見效的，就好比婦女纏足，纏了二三十年，即使有一天放開，也不能恢複成天足，道理再簡單不過。（今天有人主張說中國人既然不具備立憲的資格，就應當發動革命在革命中養成，這無異是把纏足婦人集合到一處，讓她們立馬放腳，然後驅趕她們奔跑，說是在奔跑中可以鍛煉腳力。）因為這個緣故，即使是在專製力統治不到的時期、統治不到的地方、統治不到的事業，人民仍然渙散不能自治。
有人說：“歐西各國人民，曆史上遭受到的專製蹂躪，跟我們一樣，為什麼他們的政治能力所受到的摧殘，不像我們這麼厲害？”我的答案：“同樣是受專製，但所受專製的性質不同。他們的專製主體是封建專製、貴族專製，而我們的專製主體跟他們相反。”（有關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可參見我寫的《中國專製政體進化史論》各篇）簡單點說，他們受的是少數專製，而我們受的是一人專製。少數專製，就是少數人享有自由而多數人不享有自由的概念。由少數人享有自由逐漸過渡到多數人享有自由，跟全體人民都不享有自由而想立馬全都享有自由，這中間的難易程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西方的專製，往往能促進人民政治能力的發展（考察一下英國大憲章和匈牙利金牛憲法的推出原因，就可以證明這種說法站得住腳。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大都是這樣），而中國的專製，純粹是戕害人民政治能力的蟊賊。（這個話題說來話長，詳細論述等以後有時間再說吧。）
第二，是由於家族製度。歐美各國統治的客體，以個人為單位；中國統治的客體，以家族為單位。所以歐美的人民，直接受國家統治；中國的人民，間接受國家統治。先聖說：“管理好國家的根本在於管理好家庭。”又說，“把每一戶家庭管理好了，國家就太平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的確除了家族外也沒有什麼能夠組成團體的了。仔細考察中國過去的種種製度，無不以族製作為製定製度的精神。所以我常說中國人具備族民資格，卻不具備市民資格。31因為西方國家所說的“市民”（Citizen）一詞，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沒產生過。市民與族民的不同表現在哪裏？市民的管理者注重能力，他的任職也是通過市民投票選舉出來的；族民的管理者注重資格，他的任職是憑熬資格熬到的。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管理者，那麼就會形成一種人人重視能力提升的氛圍，而被選出來的管理者也必然會處於擔負責任的地位；通過熬資格熬成了管理者，仍然一潭死水，就啥也別說了。所以西方的自治製度，是政治能力的助跑器；中國的自治製度，是政治能力的裹腳布。因此在中國的一個鄉、一個家族，由於鄉情和血緣的維係，還能產生團體的形式，一到城市，人和人之間缺失了維係紐帶，團體的萌芽就永難產生了。
第三，是由於經濟問題。地理學家說：“完備政治團體的產生，一定得在溫帶國家。”因為熱帶國家自然條件太好，人民生活太安逸，所以無所事事，懶散成性，以致經濟不發達；寒帶國家自然條件太劣，所以人民生活瘠苦，經濟不發達。生活都成問題而要想人們在政治上有大發展，沒這個道理。因為人道之所以進步，都起源於心中有欲望，而想方設法去實現。欲望的種類非常多，總是對應於社會程度的高下而區分出主次先後，必然先努力於實現最急切的欲望；最急切的欲望實現了，再努力於實現次急切的欲望；次急切的欲望實現了，再努力於實現又次急切的欲望。比如吃飯、穿衣、居住，是人們最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一直都解決不了，連生存都困難；吃飯、穿衣、居住不成問題了，就開始希求生命財產安全間接得到保護，這就開始關注政治方麵的事情了；生命財產安全不用成天操心了，就開始追求身心舒適了，那麼奢侈用品、學問研究、道德實行就都是關注的熱點了。假使人們終年操勞連吃飯、穿衣、居住問題都難以解決，卻還指望他們關心政治，關心藝術、學問、道德、修養等問題，這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嗎？所以政治、道德、學術……一切的進步，都跟經濟的進步成比例。我們中國幾千年經濟界的曆史怎麼樣？我們中國經濟界的現狀又怎麼樣？答案當然是：不怎麼樣。明白這一點，那麼人民政治能力缺乏的根源，可想而知。人民整天都為吃飯、穿衣、居住忙得焦頭爛額，那他們隻管自己不管國家，隻顧現在不顧將來，又有什麼可責怪的呢？不同意我的話的人或許會說：“像漢朝的文帝、景帝時期，唐朝的開元、天寶年間，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間，號稱盛世，人民安居樂業，假使政治能力真的跟經濟發展同步，那麼當時人們的政治能力也應該很發達呀，但事實卻相反，這又怎麼講？”我的解釋：“這要從遺傳方麵找原因。”當時的人們從他們祖宗十八代算起，政治能力就已經消失得幹幹淨淨了，到了他們那一茬，想要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裏就恢複過來，怎麼可能呢？而況且其他阻撓人們施展政治能力的因素，也比比皆是；而況且所謂盛世，也不過是曆史上一個美談，當時真實的情狀，還不知道咋回事呢。總之，我們中國幾千年社會的精力，全銷磨在如何解決吃飯、穿衣、居住問題上了，想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都力不從心，還想跨越一步實現間接且高級的欲望，怎麼可能辦到呢？怎麼可能辦到呢！
第四，是由於喪亂頻仍。有機體的發展必然要按照正常的順序，經過一定的歲月，中途又沒有受到其他種種故障的摧折，這樣一直繼續下去才能發展成熟。我有一個弟弟，聰明早慧，智力超過一般的小孩。在他八歲那一年，得了怪病。因為住在鄉下被庸醫給誤診了，之後就連年受到病魔的折磨，智慧也漸漸消失了。現在想辦法補救，也沒有用了。我想到他的這一遭遇，忽然感覺我們中國人政治能力的喪失，也跟他的情況差不多。我們中國人受專製統治的打壓，受家族製度的束縛，受經濟窘迫的奴役，政治本能已經被摧殘掉十分之六七，不過仍然有機會潛滋暗長，不排除有朝一日開花結果，架不住過個幾十年，就來一次喪亂，把之前潛滋暗長積累的根底也一掃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