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趙文明
1989年4月，鶯飛草長，我們班（上饒師範上饒縣分校86級1班）全體同學在上瀘小學實習。到達的那晚，班主任給我們講實習紀律和任務。我煩透了這些，我還沒有從一個親人因愛情而自殺的悲痛中醒來。小學教學樓是個祠堂，很陰暗，電燈疲憊地照在一張張興奮的臉上。我從抽屜裏找出一本作業本，開始寫這個愛情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小說。我邊寫邊哭，哭完了，一本作業本也寫完了。一夜沒睡，淩晨就眷抄，4500多字。我不認識報刊編輯，順手寄給《江西法製報》。
一個月後實習結束，意外地收到了樣報，整整一個版。我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做事喜歡再接再厲、快馬加鞭。放開一個下午的課，我又寫了一篇5000字的小說，再投。
很快收到了編輯的來信，署名趙文明。他的信讓我終生難忘：“你是個勤奮的學生，文字很有功底，隻要努力下去，一定能成才。我已經破例為你發了一個整版的小說，以前從沒有過。這篇稿子，容後處理”。文跡瀟灑，秀內含剛。
“容後處理”給了我多少期待。每天第一節課結束，我直奔圖書館，急急地查找《江西法製報》。對於一個狂熱的初寫者，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我開始大麵寫作，詩歌、散文、小說，泥沙俱下，一本厚厚的筆記本隻能容納兩個星期的日日夜夜。發表的文章卻沒有一篇。同學們忙於酗酒，談戀愛。學生時代即將結束。
炎熱的暑期，我焦灼不安，不知何去何從，每天隻在武打小說中尋找安慰。有一天，我去村委會看報紙，隨手翻開，就看見新刊登在《江西法製報》的小說。我一連看了3遍，好像不是我自己寫似的。整整一版。上帝，不要太愛我。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山中學教初一語文，我無精打采，情結低落。我不寫作，不看書，整天騎一輛“海獅”牌自行車，在同學之間穿來穿去。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趙文明編輯。
他很快來信，引用魯迅的話告誡我：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並說，有機會來看我。
我等待這一天，又著手寫小說。轉眼春江水暖，在案頭，我已寫了20多個短篇和一個中篇，散文也寫了整整一筆記本。我每個星期都有退稿信。我很少上班，課上完就回家。有一天，我正在家裏寫小說，母親很驚恐地問我：“你犯了什麼事，派出所的人找你了。”
那是下午，陽光燦爛，我的房間卻很陰沉，木窗露出手帕大的天空。我喜歡在光線黯淡的空間裏寫作。我走出房間，見三個民警圍著一個戴細邊眼鏡的人。民警說，你是傅菲吧，這是法製報社的記者，來看看你。我激動得說不出話，引他們進了書房，讓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穿黑色西服，寬邊細花的領帶顯出都市人的瀟灑。
趙老師對我說，你的環境太差，不過環境差更能出成績，近期寫了些什麼？我翻出一大疊的小說稿。他看了看，不是很專注，可能是稿子太多的原因。他說，你以後要多看些外國的作品，卡夫卡、博爾赫斯、海德格爾等人的作品值得讀。我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自己的閱讀習慣，主要上指俄羅斯文學和拉美文學。
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建議我去派出所深入交談。晚飯在鄉政府食堂吃，他喝了幾杯酒，很書生氣地侃侃而談。他的觀點有些偏激，但很現實，一針見血。他說，這是他第一次來農村，以前不知農村是怎樣的。他16歲考上南開大學，工作在省城，沒機會走。他說，這次是專程來看我的，沒有采訪任務。他又說，在農村好，了解底層生活，多寫小說，這個時代必然是現實主義小說時代。
他的話有點傷感。我有點膽怯，他問一句我答半句。
那天晚上，他回到了城裏。第二天他坐火車走了。我恍恍惚惚地過了一個星期，收到他的來信，和一本選有他作品的詩集。在信中，他談了一些對生活對未來的觀點，又談到卡夫卡為什麼會寫出《城堡》。我沒悟出什麼，我隻想，假如生活允許自己選擇，我一定當一個副編輯。
1991年正月，我受到了人生第一次致命的打擊。我離開了農村，與痛苦結伴遠行，命運的沉浮亦由此開始。
我再也沒有向趙文明老師投稿。1994年10月，我如願以償，成了一名副刊編輯。每天中午，我給作者寫信，寄報紙。這種工作具體而艱難，更需耐心和眼光。而我自己的定力減退，缺乏激情。隨著工作的調整，我也在調整自己，去溶入社會。社會是一鍋熱水，而我隻不過是一塊小糖，很容易化了，給作者的信逐日減少。也許我隻是隨風吹落的葉，不能給別人心靈春天的消息。
我懷念趙文明老師，我總不明白，他平生第一次遠行三百公裏去鄉間，去看看隻投了兩篇稿的作者。這次行動，於他而言，沒有更大的意義，也許出於良知。尤其今天，我更懂得這種熱愛的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