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傳篇 第六部 文學情結（1931-1934年）
一 雇秋白與左冀灰母
m秋白與茅盾有著非凡的友誼。1923年春天，is秋白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係主任，講授社會科學概念。茅盾在中文係兼課，講授“小說研究”。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們首次會麵。
後鄭振鐸介紹瞿秋白參加“文學研究會”，因為茅盾也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瞿秋白和茅盾的交往日益密切起來。
1923年7月～1924年1月的半年多時間裏，在上海中共區執委領導下，茅盾是區執委會委員，分工抓國民運動和婦女運動。in秋白是1923年6月被黨的“三大”選為中央委員的，他們每隔幾天，就要開會一次，一起活動的還有沈澤民、鄧中夏、揮代英、向警予等。
1924年一1925年，茅盾任商務印書館支部書記，支部會議經常在他家裏開，秋白代表黨中央常來參加會議，他們一起談心的機會就多了。1924年11月7日，瞿秋白和楊之華結婚，秋白的小家庭正好搬到茅盾家的隔壁，茅盾住閘北順泰裏11號，秋白住順泰裏12號，這又為他們的接觸提供了方便。
1927年，瞿秋白身在武漢，兼管黨的宣傳工作，而茅盾則於1927年4月，調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這個報紙的編輯方針、宣傳內容常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確定。由於工作關係，茅盾和秋白又常常見麵了。
1930的4月，茅盾結束了兩年流亡生活回到了上海，同年8月秋白夫婦也從蘇聯回國。他們通過暗號寫信聯係，又重逢了。他們此後都在左翼文學運動中作出了輝煌業績，成為同一戰線上的淨友。他們共同領導左翼文藝運動，一起批判“民族主義文學”，對1928年以來的普羅文學運動進行總結，參與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爭論。
在繁忙的工作中，瞿秋白還努力運用馬思主義觀點對茅盾作品《三人行》、《子夜》、等給予．了必要的批評和評論。
在談到《三人行》時，瞿秋白首先說，他最初的感覺是“這篇東西不是一口氣寫成的，而是斷斷續續的湊合起來的”。並且認為“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帶著散漫的痕跡”。
秋白認為，“僅僅有革命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看這種立場在藝術上的表現是怎樣？”
秋白認為《三人行》是“很有益處的失敗”，因為這可以激勵作者取得普羅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和創作方法。同時，瞿秋白又指出：“茅盾在現在的一般作家之中，不能夠不說是傑出的，因為他的思想的水平線和科學知識的豐富，超過於許多自以為寫實主義文學家之上。”
關於《子夜》，瞿秋白則較早地給予很大的肯定。
在《“子夜”和國貨年》一文中，瞿秋白認為《子夜》“差不多要反映中國的全社會，不過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1930年的兩個月中間的‘片斷’，而相當的暗示著過去和未來的聯係。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1933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間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
而在《讀“子夜，’）一文中，則對《子夜》作了較係統的批評。
他認為《子夜》的骨幹是“一、帝國主義給予殖民地中國的壓迫。二、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相互矛盾，主要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矛盾。三、無產者與資本家的衝突，農民與地主的衝突”。
他還認為《子夜》，涉及到當時中國諸多間題：一、中國的封建勢力，無時不在崩潰中。二、軍閥混戰的發生，可能就是各個帝國主義衝突的一幕。三、中國的民族工業不能抬頭。四、懦弱無能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內部也含有很大的矛盾。五、現代社會裏知識分子的形形色色。六、不同階級、不同生活方式的女性形象。七、戀愛問題。八、對立三路線的影響作以表現來教育群眾。
在該文最後，瞿秋白還發表了許多很可貴的意見：一、《子夜》在社會史上的價值是超越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的。二、讀者往往對主人公吳蓀甫表示同情。三、《子夜》許多處可獨立成為短篇。四、美國的辛克萊是用排山倒海的宣傳家的方法，而茅盾則用娓娓動人敘述者的態度，兩人風格是截然不同的。五、《子夜》的結尾“太突然”。
時隔半個世紀，我們不能不感到瞿秋白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的銳敏的感覺和卓越的見識。應該看出，至今對茅盾的研究在許多基本點上並沒有超出瞿秋白多少，其遠見卓識就不能不令人欽佩了。
蔣光慈這一中國早期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瞿秋白之間多有交往。瞿秋白對蔣光慈的教育也是多方麵的。
1921年，蔣光慈在莫斯科大學中國班學習，瞿秋白作為《晨報》駐莫斯科記者，給中國班上俄語課，兼任理論課翻譯，當蔣光慈的老師。
光慈在詩歌《西來意》中寫道：“維它啊？俄羅斯好似當年的印度，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維它即瞿秋白）這是光慈在讀了秋白的《赤潮集》以後“見序文中有西來意三字，不禁生感，愛做此詩，並呈維它”。
1923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講授社會概論和社會哲學。1924年光慈從莫斯科返回，秋白即介紹他任該校社會學係教授，兼教俄語課。一個時期，兩人住一個弄堂，朝夕相伴。
蔣光慈的文學創作活動，更是經常得到秋白的支持和幫助的。光慈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和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鴨綠江上》，都是多次向秋白征求意見，進行反複修改才定稿的。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為了配合北伐軍的進軍，在黨的領導下，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光慈身居上海，起義的槍聲，使他興奮不已。他寫了《短褲黨》這篇小說，書中用秋華影射楊之華，用楊直夫影射瞿秋白，楊直夫為諧音，即（楊之華之丈夫）。這本小說素材是秋白提供的，出書也是秋白擬定的。在這部小說定稿前，瞿秋白曾殷切地對光慈說：“要寫好深刻真實地反映革命的作品，必須積極地參加實際鬥爭，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眾。”還希望光慈努力克服藝術性差的缺點。
蔣光慈創辦“太陽社”以及成立以後的活動都得到了秋白的支持。秋白通過光慈和該社聯係。
秋白在訪蘇期間嘔心瀝血寫下的《俄國文學史》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為題，交給光慈作為他編著的《俄羅斯文學》一書的下卷，在1927年12月出版發行。
1925年底前後，在上海，由蔣光慈陪同秋白訪問了郭沫若。瞿秋白和郭沫若初次相見，親切交談。郭沫若談了自己的創作計劃。瞿秋白表示支持，並願提供關於土耳其的資料。秋白向郭沫若介紹了俄國文學，建議他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o
1927年4月，郭沫若、瞿秋白都在武漢．郭沫若常到中央宣傳部訪問瞿秋白。秋白對郭沫若十分敬佩，常說起他敢於麵撞蔣介石，具有四川人的性格。還說他有些浪漫主義色彩。一次，秋白和郭沫若同遊黃鶴樓，麵對東去的長江，共誦蘇東坡的“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
1931年5月初，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在茅盾家第一次和瞿秋白見麵。春夏之交，秋白又與夏衍初次相見，雖未通姓名，經幾次交談，彼此都心領神會。
該年6月，馮雪峰為瞿秋白在上海南市區紫霞路六十八號謝澹如家租了兩間小樓房。房東謝澹如是馮雪峰的朋友，在錢莊做事，他十分謹慎地掩護著瞿秋白的革命活動。在這裏居住近兩年時間，其間因“一·二八”戰爭曾遷居畢興坊約5個月。。在這期間，馮雪峰隔幾天就到瞿秋白家去一次，和他談左聯與革命文學運動的情況。
1932年春天，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席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飯店由潘梓年主持的丁玲、田漢、葉以群、劉風斯等人的入黨儀式。
“一·二八”以後，上海明星電影公司邀請夏衍、鄭伯奇、阿英去當編劇顧間。當時，’黨內就這個間題進行討論。瞿秋白認為，將來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電影——共產主義電影，可是現在還有困難，’在資本家那裏不能搞無產階級電影，隻能在條件許可時，一有機會就塞進去一點進步的思想。
共 文 桂 從 烤
1931年5月初的一天，馮雪峰把剛出版的左聯機關雜誌《前哨》第一期送給茅盾先生，在茅盾先生家裏看到瞿秋白。秋白高興地翻讀著《前哨》，而對於其中《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很為讚賞：“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對於瞿秋白這個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魯迅是早已知道的，還知道秋白是文學研究會成員，是一個有天才的作家。當馮雪峰最初把秋白關於魯迅從日文譯本轉譯的幾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的譯文意見轉達魯迅的時候，魯迅急忙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1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
魯迅先生對於秋白，很看重他的翻譯，認為在國內的文藝界是找不出第二個人可與他相比的，同時也認為秋白的雜文，尖銳明白，“真有才華”。魯迅曾幾次對馮雪峰談過秋白的雜文，說：“何苦的文章，明白曉暢，是真可佩服的！”（“何苦”是秋白同誌不知在什麼時候自取的別名之一）。
比較起來，魯迅先生則更看重秋白的論文。他幾次對馮雪峰說：“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個人！”
1931年，瞿秋白在給魯迅談翻譯的信中就著重談到：“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麵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1932年春末夏初，瞿秋白偕楊之華，由介紹人陪同，到上海北川公寓三樓，第一次和魯迅會麵，一見如故，傾心交談，至晚始別。
同年6月10日秋白給魯迅寫了一封近六千字的長信，親切地稱呼魯迅為同誌，主要內容談中國文學史上的整理間題。6月28日，又寫《再論翻譯答魯迅》一文。9月1日上午，魯迅夫婦攜海嬰到秋白家回訪瞿秋白夫婦，“在其寓午餐”,9月14日，瞿秋白夫婦到北川公寓訪問魯迅，魯迅“留之飯”。11月下旬，秋白到魯迅寓所避難，彼此相處“實在融洽之極”。12月7日，瞿秋白以魏凝署名給魯迅錄贈他青年時代的舊體詩一首，即“雪意淒其心惘然”。詩後附題跋：“此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詩時是青年，殆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也．錄呈魯迅先生。“ 12月11日，瞿秋白夫婦即將離開魯迅家，魯迅夫婦“治撰六種，邀樂揚，維寧及其夫人夜飯，三弟亦至”,（D 12月中旬一天深夜，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雲受黨的委托，乘坐黃包車來到魯迅家，把瞿秋白夫婦接出，轉移到安全地方去。魯迅非常擔心瞿秋白夫婦和陳雲在路上的安全，對秋白說：“今晚，你平安到達那裏，明天叫xx來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im秋白應聲後，和魯迅夫婦告別了。
該年12月20日，魯迅日記載“下午得維寧（瞿秋白）信，並贈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怡二盒”, 12月26日（或27日），瞿秋白又寄魯迅一詩，“不向刀叢向舞樓，摩登風氣遍神州。舊書攤畔新名士，正為西門說自由。”係作者讀當時的《申報自由談》後有感而發（當時未發表，手跡尚存）。
1933年初，瞿秋白寫雜文《鬼臉的辯護》，當時未發表，手稿由魯迅保存下來。2月17日，英國著名劇作家蕭伯納途經上海。瞿秋白和魯迅合作，連夜選譯編校了《蕭伯納在上
①《魯迅日記》下卷，第804, 805頁．
②《魯迅日記》下卷，第804, 805頁．海》，魯迅作序，署名樂雯，送交上海野草書屋出版。該書反映了上海中外各報對蕭伯納的不同評論。在本書補白中秋白寫了一首詩，題為《讀飛機募捐啟事有感，泣而歌之》：“去年今日此吳淞，大炮飛機相應轟。大炮不知何處去，飛機依舊打秋風。”
該年3月初，魯迅托內山夫人為瞿秋白夫婦，在北四川路底前施高塔路（今山陰路）東照裏（又稱日照裏）十二號，租了日本人住的一個亭子間。瞿秋白把房間布置得“儼然家庭模樣”，並將魯迅書贈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對聯掛起來。3月6日下午，魯迅訪間瞿秋白夫婦，並贈楊之華一盆蘭花。瞿秋白因這裏環境比較安定，相繼寫了《王道詩話》,K透底》等13篇雜文，均以魯迅的筆名發表。
該年春天，編輯《魯迅雜感選集》，並為該書寫了約一萬三千多字的長篇序言。
對於《魯迅雜感選集》這篇論文，魯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他說：“分析是對的，以前就沒有人這樣的批評過。”
瞿秋白在這篇序言裏，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述了“雜感”這種文體之發生的原因，“急避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思想鬥爭的曆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①
魯迅後期為什麼把主要精力用於雜感寫作？主要原因不是別的，正是從辛亥革命以來到30年代的近20年急劇的社會鬥爭，使魯迅無法從容地進行文學的形象創造，他的關於長征的長篇創作的構想，他的關於楊貴妃的曆史長篇小說的宿願，他的關於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的思考，都不能不因之擱淺。那麼，他又何不用更為直接的論文形式來寫作呢？那是因為殘暴的白色恐怖的政治環境，迫使他不得不采取更為含蓄曲折的形式來表達他對於社會的深刻觀察，對於民眾鬥爭的熱烈同情。從作家主觀條件來看，魯迅的幽默才能，使他有可能采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魯迅雜感的價值，最重要的就是它反映著五四以來至30年代中國思想鬥爭的曆史，正是從思想史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魯迅雜文那種巴爾紮克“人間喜劇”式的“博大精深”。把它說成是這一時期社會上日常事變的百科全書式的反映，似乎並不為過。
雜感，本來不是文藝範疇內的文體，卻因為魯迅而登上文藝的大雅之堂了，成為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形式上是文藝的，內容特質上仍是論文，這是一種邊緣性的文體，一種文藝與政論雜交而成的新品種，這也是魯迅對於文體方麵的貢獻之一。看來，文體的產生、發展以及衍變也是不能脫離社會鬥爭的客觀發展的需要的，絕不是由那些文人雅士們在象牙塔裏就可以主觀臆造出來的。
當然，雜感仍有別於一般的純文學創作，它不能夠代替創作。雜感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對於現實反映的直接性和
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525頁．迅捷性。這是一般意義上的純文學作品所無法企及的。雜感的存在，並不為在文壇與其他品種爭一日之短長，它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稼，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以魯迅對於白莽作品的評價用之於魯迅雜感，實在恰當得很。
如何認識魯迅的偉大，似乎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命題。而無論如何當時的瞿秋白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最早對於魯迅所作的科學評價，仍以其閃光的睿智和精辟的理解啟迪著後人。
瞿秋白形象地用羅馬神話說明魯迅是宗法社會的被遺棄的私生子，即是帝國主義入侵東方故國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的產物。魯迅是人民的乳汁撫養大的，即“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
“魯迅和當時的早期革命家，同樣背著士大夫階級和宗法社會的過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群眾有比較鞏固的聯係。”
“他從紳士階級出來，他深刻地感覺到一切種種士大夫的卑劣、醜惡和虛偽。”
魯迅的偉大，首先在於思想的深刻，而思想的深刻，就瞿秋白的分析，一是由於他和農民群眾的聯係，二是較早接觸了那個時代科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三是對於紳士階級的卑劣、醜惡和虛偽的切身感受。
魯迅早期受到尼采思想的影響，而尼采思想在當時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巨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群眾隻有自發的不自覺的反抗鬥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的庸眾，替統治階級保守著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礙。為著要光明、為著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
盡管尼采學說在歐洲，已顯示出抵製新興階級的群眾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的反動性，而在中國當時具體的國情下，其革命意義又不可低估，這就不難理解，何以五四時期第一代進步的知識分子多受到尼采思想的影響。瞿秋白對這一點的論述體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睿智卓識，在30年代的中國不能不認為是鳳毛麟角了。
瞿秋白還認為，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目的正在於號召反抗，推翻一切傳統的重壓的‘東方文化’的國故僵屍。他是真正介紹歐洲文藝思想的第一個人。”魯迅介紹歐洲文藝是有所為而為，是有選擇針對性的，他把歐洲文藝思想也作為對古老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整體格局的否定的工具（或稱利器）。
在肯定魯迅前期對於科學藝術的努力進取的呼聲的革命意義的同時，秋白也揭示出這種呼聲在當時被所謂排滿革命的鼓噪聲所淹沒的曆史事實，並不無微詞的針貶了那種諸葛亮式的視群眾為阿鬥的革命理論的所謂“勝利”。
魯迅的孤獨和寂寞，正是基於這種對當時“革命思想界”那種盲目樂觀及“革命的愚民政策”的絕不苟同所致。具有超前意識的思想家常常是孤獨的，特別當他尚未認識到蘊藏於民眾中的偉力的時候。
魯迅的孤獨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曆史內涵，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指青年——筆者）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魯迅的孤獨是為著將來和大眾，特別是為著青年的。這又使他超出那種隻是呼喚超人而貶斥庸眾的尼采思想許多，使他的孤獨和寂寞本身又體現了偉大的普羅米修斯式的人道主義精神。而對自己，他卻表現出一種義無反顧的大膽否定，與過去舊的自我連同產生這種自我的可詛咒的時代徹底決裂並加以埋葬。正是這些，使魯迅成為當時“青年叛徒的領袖”，使魯迅的作品成為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在這裏，瞿秋白的分析是何等地透徹！
瞿秋白正確指出，“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眾和工人之中的新生力量”。他首先肯定了新興階級文藝思想是由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形成的，肯定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先鋒的作用。
瞿秋白同時尖銳批評了魯迅雜感中往往具有的不能“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群眾的傾向”，“看得見群眾——農民小私有者的群眾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群眾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著革命的價值”這一類缺點，批評了魯迅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
瞿秋白還分析了當時（20年代）中國社會的兩類知識青年：如魯迅這類早期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以及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羅曼蒂克的知識青年。這後者身上帶有更多歐洲的世紀末的氣質。而1928年以後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實質上是這兩種傾向、兩種態度的鬥爭。這一論爭導致革命文學的新生。
理所當然，瞿秋白對魯迅的思想轉變的精辟評價是至今還閃耀著光輝的：“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
關於這寶貴的革命傳統，則是早已廣為人知，並經由瞿秋白首先總結出來的四條：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韌”的戰鬥；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至於這魯迅精神的實質過去已多有論析，這裏就無需贅述了。
1933年4月11日，魯迅遷居到東照裏對弄的大陸新村九號（今魯迅故居）。這樣，瞿秋白和魯迅過往更加頻繁。瞿秋白每隔一夜或兩夜就要去魯迅家，而魯迅幾乎每天要到日照裏瞿秋白家，彼此交談，從政治、時事，到文藝等等，無所不談，常常樂而忘返。
該年7月下半月，因機關附近發生可疑跡象，瞿秋白夫婦第三次到魯迅家避難。在魯迅家住了一個短時間後，又回到中央局機關裏居住。
該年9月28日，秋白寫雜文《兒時》。魯迅把它署上了自己的筆名子明，發表在12月15日《申報》副刊《自由談》。
本年，瞿秋白根據《國際革命文學》1931年第4期所刊載俄文譯本，轉譯了德國礦工馬爾赫維察的小說《愛森的襲擊》。當時未出版，底稿由魯迅保存下來。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將赴中央蘇區．他特地去和魯迅、茅盾敘別。魯迅留他住一宿。這一次，魯迅把自己的床鋪讓給瞿秋白安睡，自己睡在地板上。瞿秋白將編就的“亂彈”文集稿本交與魯迅保存。此外瞿秋白還替魯迅把寫給蘇聯木刻家希仁斯基等的信件譯成俄文。
1月9日，魯迅“夜得宜賓信”①（按：宜賓，瞿秋白化名，由凝冰轉音而來）。
1月28日，魯迅收到瞿秋白赴瑞金途中的來信。②
秋白關於中國文字的改革和文藝大眾化間題的意見，在基本精神和主要點上，魯迅也是同意的。他們在這方麵的觀點，顯然是一致的。
1935年3月，魯迅在接到瞿秋白的信後，曾設法籌款，計劃開一鋪子，保秋白出獄。同時，多方設法營救，曾經打算與陳望道等發起公開營救運動，未能實現．③
由於上海黨組織嚴重破壞，魯迅與楊之華已失去聯係，過了20多天後，才將秋白給魯迅的信，轉給楊之華。楊之華得到秋白的信後，親手做了兩條褲子，連同魯迅送來的50元錢一起由郵局彙寄給秋白。④
1935年5月14日，魯迅致曹靖華信中說：“聞它兄（按即瞿秋白——引者）大病，且甚確，恐怕很難醫好的了，聞它嬸卻尚健。”⑤
魯迅和瞿秋白的友誼是30年代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佳話，被喻為“左翼文壇雙璧”。
三 灌秋白的《亂彈眾其他》
30年代是瞿秋白文學活動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他的約
①見《魯迅日記》下卷，第870頁．
②見《ft迅日記》下卷，第872頁。
③據夏征農1979年7月26日回憶．
④據楊之華：《回憶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載《魯迅書信集》下卷第810頁。三百篇、近二百萬字的文學論著和作品，大部分寫於1931-1933年。在此期間，他的創作又以雜文為主，主要收在《亂彈及其他》裏。瞿秋白雜文的思想力量，突出地表現在對敵人的揭露、鞭斥、嘲諷和笑罵，一貫是那麼真實而又準確，尖銳而又徹底，真可以說碎不及防，猛不可當，不容敵人有半點還手招架的餘地。在他筆下，帝國主義侵略者，國民黨反動派及其頭子蔣介石，以至“民族主義”文學家，“人權拋卻說王權”的資產階級文人胡適，外紅內白的“紅蘿卜”式資產階級偽君子，一一現出原形。
瞿秋白懂得：“中國的統治階級特別善於虛偽，他們有意的無意地要把虛偽籠罩群眾的意識；他們的虛偽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記錄了。’，①因此，他的雜文的諷刺筆鋒，總是對準反動統治者的欺騙宣傳和無恥讕言，毫不留情地揭露其騙人的把戲。比如在《流氓尼德》中，他描述流氓典型所耍的投降主義把戲時寫道：“‘三年之後，我如果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請殺我以謝天下。’——這個惡咒賭得結實。三年的期限過去了，這班人還會有臉皮跑到人跟前來，拍拍胸膛地叫喊：‘為什麼不相信我，應當相信我們！相信！相信！誰不相信！就是反動！”，惡咒雖然賭得結實，但是可以說了不算，自己說了不算，卻一定要人家相信自己，這就十足表現出政治流氓的特性。他們口稱“救國”，賭神罰咒“我要再賣國，諸位盡管抓我的胡須，打我一個半死不活”，“可是一轉身，立刻就去恭請國聯的列國聯軍來共管瓜分”。並且殘酷屠殺愛國人民。甚至，他們還會恬不知恥地把這叫做“殺敵救國”。對於這些陰謀伎倆，瞿秋白一語道破：“隻不過並非救小百姓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