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爾尼卡
畢加索與超現實主義集團的主要代表保羅·艾呂雅一拍即合，首先在於他們饒有興味的愛好。畢加索喜歡詩，他認為艾呂雅的詩是超現實主義文學中最激情澎湃、最富於想像力的篇章。而艾呂雅喜歡繪畫，他對畢加索說：“我每次看你的畫，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親切，還是驚訝？說不清。畫麵上的人和物我都似曾見過，可又怎麼也想不起來。”
畢加索喜歡別人這樣來談觀感，而不怎麼看重語無倫次、說不到點子上的長篇大論。他說，那是癡人囈語，根本看不懂他的畫。
1936年初，在聖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羅馬教堂對麵的德·馬戈特酒吧，53歲的畢加索出席了由布列頓和艾呂雅主持的超現實主義聚會。會上，艾呂雅帶著一個黑頭發黑眼睛的年輕姑娘來到了畢加索的身邊，她叫道拉·瑪爾，原名亨利特·泰奧多爾·馬科維奇，正是《亞威農的少女》問世的那一年出生。她既能繪畫，又會攝影，是布列頓的密友和詩人喬治·巴泰的情婦。她曾隨父親去過南美，並在阿根廷長大，講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
道拉·瑪爾坐在桌邊，她戴著黑手套，上麵繡了一朵粉紅色的小花。忽然，她脫下手套，從桌上拿起一把長長的尖刀。在纖纖玉指間舞動著，好像是要測量刀子離手指多近才不至於傷了自己。畢加索被道拉·瑪爾的優美風度迷醉了，他果斷地走過去，問她能否送那副手套給他作個紀念。瑪爾笑著答應了。手套至今仍保存在格蘭·奧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陳列櫃裏。
如果說，泰勒的形體代表了青春；那麼，瑪爾的氣質則代表著文化。他們之間的交往日益親密，瑪爾久慕畢加索的大名，她漸漸與喬治·巴泰疏遠了。
春天，艾呂雅應一個西班牙青年藝術家團體的邀請，出訪巴塞羅那，他在畢加索作品回顧展覽會的開幕式上作了熱情而又幽默的講話：畢加索是一個真實的畫家，他的真實性就在於他對生命的理解。世上萬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藝術僅僅停留在把所看到的反映出來。那一部照相機就足夠了。為什麼還要有繪畫，還要有詩歌？因為我們看到的遠遠不止視野範圍內的東西。我們有第三隻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內心，能看到社會的脈搏，能看到命運在敲門……如果你站出來說，我看不到。那麼，很對不起，至少你和藝術是沾不上邊的。你可以采取別的方式去賺錢，或當官，或經商，但無論如何，你不會像畢加索一樣，畫一隻玻璃瓶就可以買一幢房子……艾呂雅又隨展覽會去了畢爾巴鄂和馬德裏，每到一個地方，他都強調：畢加索是當代不斷進發著創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典範。在艾呂雅充滿激情的演講中，整個西班牙掀起了一股“畢加索熱”。而畢加索本人卻悄悄躲在巴黎的寓所裏，讀著艾呂雅的詩集《富有想像力的眼睛》。
艾呂雅返回巴黎，隨即叩見了畢加索，向他彙報了西班牙之行的情況。畢加索邊聽邊笑，看他那沉浸在回憶和向往中的樣子，仿佛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國。艾呂雅發現自己的詩集翻開躺在床上，很受感動。因為這本集子才送給畢加索不久，他沒有指望這位繁忙的大畫家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他輕輕地問畢加索對他的詩的看法。
畢加索從床上拿過詩集，翻到他特意折了一個角的一頁，說：
“這首《宏偉的氣勢》應該刻在銅版上。詩畫一體，中國人一直是這樣搞的，效果特別的好，我們也來試試。”
他們采用了一種新發明的方法，由艾呂雅親自將詩寫在銅版上，畢加索在周圍畫上插圖。為了紀念這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他們各自簽名，並注上日期。艾呂雅注的日期是：36，6，3，3時15分。而畢加索則是：1936年6月4日。遲了一天。大約是先寫詩，後插圖，最後一道工序是畢加索完成的。
艾呂雅為了回報畢加索，特意寫了一首獻詩；美好的日子，我又見到了難忘的人
他使我終生難忘
而那些心性無常的女人的眼睛
卻把我變成榮譽的屏風
她們掩蓋在一陣歡笑之中
……他說自己是從“陰鬱的黑暗中”，“忽然浸沉在曙光裏”，畢加索的神采“令人驚喜地進入我的心間”。
其實，真正“浸沉在曙光裏”的是畢加索，6月3日那一天，他和道拉·瑪爾度過了一個銷魂的夜晚。
超現實主義作為一個藝術流派，它的宗旨是為了引導人們穿越黑暗的叢林，走向光明；跨過強權的沼澤，奔向自由。它是由一群有名望、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組成。當他發覺，藝術流派隻能停留在書麵的階段，無法解決饑餓、寒冷、戰爭等社會問題時，他們陷入了空前的苦悶。
1925年，法國政府公然派遣軍隊鎮壓摩洛哥人民爭取獨立與和平的武裝起義。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支持這場血腥的非正義戰爭。超現實主義者們盡管和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分歧，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堅定不移地和法共一起，譴責侵略，聲援摩洛哥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們甚至還考慮過將《超現實主義革命》和法共的機關刊《光明》合並，把整個集團的理想融入共產主義的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