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xié，465？--520年），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字彥和，原籍莒縣（今屬山東），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武帝時，曆任奉朝請、東宮通事合人等職。晚年出家為僧，改名慧地。齊末，寫成《文心雕龍》50篇，見解精辟，體係完整，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巨著。有《文集》，早佚。
劉勰小時候家裏很窮，父母去世很早，生活無依無靠，是僧祐和尚把他扶養成人。劉勰成人之後，又因家裏貧窮，無力結婚成家。
劉勰雖說是孤苦伶仃，為生活所逼，棲身寺廟，但也有一個好處，他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
僧祐是南朝佛教研究戒律學的著名高僧，曾博覽群書，知識淵博。他主持定林寺，收藏了很多佛經，同時對諸子百家的書一並兼收。因此，劉勰讀書，不僅有人指教，而且不愁沒有書讀。另外，定林寺離城不遠，定林寺中沒有的書也容易在城中得到。因此，他在定林寺除閱讀佛經外，更飽覽經史百家和曆代文學作品。
他發現從漢末到齊梁的。300年間，我國古代文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文學的藝術特征和社會意義逐漸為多數文人發現和認識，開始深入探討文學本身的特點和規律，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形成一股新的文藝思潮。這一切，就對人們提出了從理論上加以總結的曆史要求。
於是他產生了要寫一部總結這一規律的文學理論書。經過五六年的努力，劉勰以極大的毅力，終於在36歲時（501年），完成了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
劉勰的著作完成後，不被當時的人所認同，但劉勰充滿了自信。他認為《文心雕龍》有關文學藝術的種種問題，都已周密而全麵地作了論述，隻要有高明的鑒賞家的評論，就不可能不被世人所接受。
當時名望最高的，當然是“一代詞宗”沈約。但沈約地位高，架子大，劉勰還沒有資格去拜訪。於是，他背上書稿，裝做小販等候在沈約的車子經常經過的路上，上前攔住沈約的車駕獻書。沈約是一個門第觀念很強的人，做瞧不起劉勰這種無名之輩。不過，在他讀過劉勰的《文心雕龍》後，深感意外，不僅認為此書“深得文理”，還“常陳諸幾案”，以便自己隨時翻閱。
由於沈約的重視和讚譽，不但《文心雕龍》廣為世人所知，而且年近40的劉勰開始踏上仕途。先是當奉朝請，即奉朝會請召而已。後來調往太末（今浙江龍遊）令。50歲時又做了昭明太子蕭統的通事合人管理奏章，很受蕭統器重。僧祐去世後，生前搜集的經卷急待整理，劉勰回定林寺作整理工作。經過20多年的官場生涯，他這時有若大夢初醒，悟得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真諦。因此，在完成整理佛經任務之後，便請求棄官為僧，法名慧地。出家後不到一年，劉勰就離開了人世。
劉勰在文學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主要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一部37000多字的《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後一篇《序誌》是總結全書的自序。《文心雕龍》對於文學理論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文學理論上，集前人之大成，並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係。
第二，從文學的內在規律上，探索了當時文學發展的正確道路。強調作文要情文並茂，講述道理。
第三，對文學藝術特征的把握，較前人有了顯著的提高。
首先，他強調藝術構思，要求在作文之前。把藝術形象在腦海中定位好，另一方麵是形象思維，即“神與物遊”，要求登山“則情滿於山”，想到觀海“則意溢於海”，使精神活動與物象相結合。
再次，就是要“體物寫誌”。也就是古人常說的“寓情於景”、“借物遣懷”等。文學創作雖以抒情言誌為目的，但它又不是直陳其情，徑達其誌，而必須通過一定的藝術形象來表現。形象性是文學藝術的另一重要特點。劉勰能認識到文學藝術的這些特點，已是相當可貴的。
第四，對我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劉勰提出，作者的任務是要“寫天地之光輝，曉生民之耳目”。就是說，反映真實的生活，是作文的首要任務。
在封建社會中，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一成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對於千百年來的文學發展來說意義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