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時，許多法國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們走上街頭，彙聚到廣場，慶祝理性和社會正義的勝利。30年後，法國大革命勝利後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甚至還把卡拉作為革命的先烈來進行紀念和緬懷，革命之後成立的國民大會專門作出決議，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圖盧茲廣場建立一座大理石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上刻著這樣的文字："國民大會奉獻於父愛，奉獻於自然，奉獻於狂妄迷信的犧牲者卡拉。"
伏爾泰說過："如果你要做個像耶穌·基督那樣的人，就要做一個殉道者，而不要做劊子手。"他為被壓迫者仗義執言的行為，在歐洲各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敬仰和尊重。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卡拉的恩人"。
卡拉案件使伏爾泰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熱的巨大危害，他認為不寬容或褊狹與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必須大力提倡寬容精神。在爭取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過程中，他開始撰寫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論寬容》。這部匿名發表的著作詳細敘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對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麵而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寬容思想，宣傳了他的自然神論和社會宗教的主張。在這部著作中，伏爾泰不僅僅隻批判天主教的狂熱分子，他還抨擊一切宗教的狂熱。他對天主教和新教都沒有偏見，他一視同仁地批判它們的狂熱和褊狹，隻不過是因為天主教在法國是強者，作惡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論寬容》中，伏爾泰還倡導捍衛人民的權利，尊重人格的尊嚴。他認為，無論何人都有權發表他認為正當的任何言論，隻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沒有權利由於人們的錯誤而處罰他們，隻要這些錯誤不是犯罪。
《論寬容>的出版，成為啟蒙運動又一重要的宣傳材料，在以後的再版中，伏爾泰又陸續作出了許多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成為人類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之一。
三、拯救靈魂
卡拉事件是伏爾泰晚年親身投入"消滅敗類"實際鬥爭的第一起，後來他還為西爾文、拉拜爾和蒙巴義等人的冤獄而奔走過。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靈魂，不斷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與卡拉案件幾乎同時，1762年1月圖盧茲法院管轄下的一個小鎮卡斯特爾也發生了一件類似的恐怖案件。伊麗莎白·西爾文是一個不怎麼聰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應遲鈍。一天，她離家外出後，一直沒有回家。他的父親保爾·西爾文到處尋找也沒有結果，他心急如焚。幾天後，該鎮主教召見西爾文，並告訴他，他的女兒曾經到主教府上尋求庇護，現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監護。保爾·西爾文先生確信他的女兒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懷好意的天主教徒綁架的。但是，這位軟弱的胡格諾教徒沒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兒，隻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聽天由命。伊麗莎自在修道院裏受盡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錯亂。7個月後，她被送回家裏，但已是整天瘋瘋癲癲，無法正常生活。沒過多久，這位瘋姑娘又失蹤了，一位準備取水的居民在井裏發現了她的屍體，很明顯，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殺的。
但是，教會卻指控這個胡格諾教家庭殺生祭神，並建議司法當局逮捕西爾文夫婦和另外兩個女兒。西爾文夫婦預感大禍臨頭，慌忙帶著孩子逃離家鄉。當地法庭進行了缺席審判，判處西爾文夫婦絞刑，兩個女兒必須目睹執行死刑。判決之後，劊子手當眾燒毀了西爾文夫婦的模擬像。
伏爾泰為卡拉冤案爭取平反的消息當時已傳遍了整個歐洲，保爾·西爾文也早有所聞，他們逃到瑞士之後也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費爾內拜訪伏爾泰，西爾文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冤情，請求伏爾泰幫助。伏爾泰同情這位父親的悲慘遭遇，並真誠地相信他們都是無辜的。他慷慨地資助他們生活，積極為他們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訴，並於1766年發表了題為《關於卡拉和西爾文有爭議的謀殺案的公開意見》的小冊子，猛烈抨擊宗教狂熱，為西爾文伸張正義。在伏爾泰的努力下，西爾文案件很久以後也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爾泰《關於卡拉和西爾文有爭議的謀殺案的公開意見》的小冊子發表不久，亞眠附近阿貝維爾小城又傳來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貝維爾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莊的女院長，當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風流小警官貝爾法對其垂涎三尺，一直熱烈地追求她。女院長多次表示拒絕，貝爾法懷恨在心，伺機進行報複。
女修道院長有一個19歲的侄子騎士拉拜爾，生活在她身邊。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幾個朋友到院裏用晚餐。貝爾法得知拉拜爾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儀式出巡時，沒有向聖像下跪，而且還哼著下流小調，便聯係幾個星期以前一座橋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壞一事，指控他們犯有褻瀆和毀壞聖物罪。拉拜爾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傳喚。戴塔隆德自知情況不妙，一聽到風聲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魯士，加入了弗裏德裏希的軍隊，但拉拜爾落到了當局的手裏。亞眠法院不負責任的法官立即判決拉拜爾死刑，並決定斬首後再行火刑。對逃亡的戴塔隆德則判處連根割掉舌頭，在教堂門口斬下右手，然後縛在柱子上用文火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