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向來身體孱弱的淑子卻在此時因為肺浸潤被迫休學半年，北京之行不得不往後推遲了。如果沒有這次病災和半年的休學經曆，淑子可能真的會成為一名政治家，或是庸碌一生，但她的身份至少是無比清晰的一個純正的日本人。
可是，就在這半年裏，她從一個普通的女學生，搖身一變成為歌壇新星，從日本人山口淑子成為中國人李香蘭。這一年，她才十四歲。
淑子從小就學習各種西洋樂器和三弦琴，卻並未在唱歌這方麵有過多少出色表現。而且，她起初學習唱歌也是為了盡快恢複身體。肺浸潤治愈之後，醫生建議她通過鍛煉呼吸器官來養生。柳芭聽聞此事之後，便建議她去學習古典歌劇，並為她介紹了一個著名的歌劇演員做老師，即女高音包特萊索夫夫人。
包特萊索夫夫人對淑子進行了一係列的考試，可是淑子表現得很差，夫人不耐煩地打發完她，便領著柳芭去另一個房間談話了。被冷落在一旁的淑子基本上不指望合格了，可當夫人出來的時候，卻告訴她下周可以來上課了。
在休學的半年中，淑子每天都準時去練習室學習，她的表現也越來越令包特萊索夫夫人滿意了。她跟著夫人學會了西洋唱法，漸漸擺脫門外漢的身份，掌握了很多受用終身的技巧，還在唱歌的過程中學了些德語和英語。直到有一日，包特萊索夫夫人忽然邀請她去為自己一年一度的獨奏會助演，她才知道自己真正地成功了。
包特萊索夫夫人考慮到她的日本人身份，便讓她在音樂會上穿和服，並演唱了一首日本歌曲《荒城之月》，這首歌也因為這個特殊的經曆成為她今後每次演出必唱的曲目，國歌一般肅穆莊重。
十幾年以後，淑子才明白過來，原來包特萊索夫夫人本來並不願意收她這個毫無天賦的弟子，可柳芭一直死乞白賴地糾纏她，她隻得礙於交情勉為其難地收了這個徒弟。在學習音樂的這段時間裏，柳芭每天都陪她一同前去練習室，在一旁安靜地觀看，成為她成長路上的見證者。
夜鶯初啼
淑子唱歌的動機很單純，就是為了盡快地恢複身體。雖然唱歌也讓她感受到快樂，可是她卻始終不願意選擇做歌星這條路。她在自傳中反複地提起“不想做歌星”，或許是因為歌星這個身份日後給她帶來太多的負擔和災難，也或許，她本身就隻願靜默地活著，遠離那些說不清的是是非非。
然而，自從她當眾演唱了那曲《荒城之月》，她的命運就開始被推向另一條軌道。
淑子參加音樂會後不久，她照常去練習室上課，卻碰到了一個陌生人。他叫東敬三，是奉天廣播台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音樂會中看到了淑子的表現，極為賞識，她是日本人，又會說標準的北京話，是他們推行“日滿親善”的絕佳代言人。他此行前來，就是為了邀請淑子給“‘滿洲’新歌曲”節目錄製歌曲。
時值 1933年，奉天已是偽滿洲國的天下，奉天廣播台與偽滿洲國同時成立，是日軍推行殖民統治的工具。對於這些，十三歲的淑子自然不懂，可是周圍的朋友和老師包特萊索夫夫人都勸她接受這份工作。東敬三事後又登門拜訪，追問她父母的意見。母親認為這是“為國效力”的行為，因此十分讚成。
從此，偽滿洲國的天空中開始回蕩著一個優美的女聲，她名字叫李香蘭，唱字正腔圓的中文歌曲，哀切婉轉，有“靡靡之音”，也有《漁光曲》這樣的歌聲，很快就贏得了許多人的喜愛。那時候的李香蘭，隻是憑興趣和直覺唱歌，並不追究其中意蘊。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未經世事，又怎能體悟那些情感深切的歌詞呢？
不過，作為一個不露臉的歌手，她最常用的身份還是女學生。不久之後，她就隻身前往北京去讀書深造。而唱歌，隻是她假期生活的一部分。她隻靠假期時間來錄一些歌曲，供廣播台反複播放。
她去北京之後，住在北京政要潘毓桂家中。離開了日本人的領地，淑子才發現原來滿洲國以外的世界是那麼的不一樣。那時候，北京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高漲，處處都是排日抗日的氣氛。淑子想要在北京安全生存下來，就必須漸漸淡化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與同學們打成一片。從她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車時起，她就換上了中國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跟中國人一樣。也是從此時起，她開始不自覺地在兩種身份之間轉變，原本自保的行為，卻漸漸地讓她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淑子在北京求學期間，更名潘淑華，隨義父潘毓桂的姓氏，又取了本名的“淑”字，而“華”自然是“中華”之意。
潘毓桂也是親日派政客。在潘毓桂家中，淑子受到的待遇與潘家兩個女兒是一模一樣的，家中人對她也十分親切。她在北京的時候，每天早晨在鴿哨聲中蘇醒，洗漱完畢後，與潘家兩姐妹一同並轡練馬。她們騎著馬穿過朝霧彌漫的胡同，兩側長著槐樹的大街，在西城區內疾馳。之後到北海公園吃一點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