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之前，我們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更多是強調一種發展理念。如今，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這已成為一種現實，因為高增長高消耗高汙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如此分析綠色發展的緊迫現實。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決策層連續強調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態”的基調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思路成為新的發展主線之一。
過去30多年來，在我國傳統經濟模式的高速增長下，一方麵，資源、環境承載力已接近甚至達到上限，規模驅動的神話不再。2014年，全國有30個省份經濟增長未能達到預期增長目標，傳統資源大省經濟尤為艱難，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罕見；另一方麵，作為世界主要碳排放國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會上，中國向全世界作出“中國到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諾。
這意味著，倒逼經濟轉型綠色發展的深層次變革，已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大勢所趨。對此，李佐軍認為，此次變革的難點和關鍵，就在於改革以GDP為利益導向的考核機製。“要真正把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等指標考核權重的政策落到實處，將考核的指揮棒扭轉過來，才能引導各個主體真正關注踐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能源消費量剛剛超過6億噸標準煤。不到20年，這一數字就翻了一番多，在2000年達到14.5億噸。而後到2013年，這一數字又翻了一番多，飆升到37.5億噸。目前，中國的GDP約占全球的12%，但是，能源消費量已超全球的五分之一，碳排放量接近占全球的30%。事實上，從資源稟賦而言，中國並不是一個條件優越的國家。譬如，石油、天然氣這樣的戰略性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儲量最豐富的煤炭資源，也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進入2012年後，高增長、高耗能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態危機，愈演愈烈之下又產生了新壓力，霧霾形成的公共環境惡化問題受到全球關注。相關專家以首都為例介紹說，從2013年開始，北京啟動5年投入1萬億元治汙的計劃，占未來5年北京新增GDP的10%。十八大創造性地提出生態文明的理念，正是對環境領域嚴峻形勢的呼應，生態建設被列入中央治國理政的五大布局之一，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在此背景下，拚資源、拚環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盡頭，中國發展調整正在從增量擴張為主，轉向盤活存量與做優增量並舉。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評價說，與之前單純追求財富、GDP的血拚式競爭不同，新常態下進入了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即“盡管‘致富’還是我們的一個目標，但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政策目標，還要考慮資源、環境、民生等問題。”因此，“綠色發展是應對中國當前所麵臨的經濟下滑、走出這次經濟低穀的需要，在轉方式調結構的要求下，綠色發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長點的角色。”李佐軍說：“印鈔票、發債券、放鬆信貸、降低利率、政府大規模投資、搞各種大項目都不是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有的甚至為下一輪危機帶來更大的隱患，隻有通過研發和應用綠色技術，培育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推進綠色發展，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