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宏觀調控創新不斷，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結構調控……
一係列新思路、新舉措令人耳目一新。“這反映出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新一屆決策層在宏觀調控思路上作出了調整。”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
直接推動這些思路和舉措產生的原因，就是我國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經濟運行特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權威政策研究人士為本刊記者分析說，過去，實現凱恩斯主義就能刺激有效需求，按照“雁陣理論”仿效發達國家就能形成產業比較優勢。現在，全麵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化解產能過剩與激發市場活力壓力並行。
在此背景下，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們必須全麵把握總供求關係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適度幹預但不盲目，必要時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堅定出手，平衡好增強活力和創造環境的關係，真正形成市場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動發展新模式。
“過去，經濟潛在增長率高，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較大，產能過剩也不是十分突出，因此當增長減速時，采取增發貨幣、增加債務、擴大投資等刺激需求的辦法，很快就能收到穩增長的效果。”采訪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這是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主要辦法，並且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
然而，自2012年至今，中國連續3年的GDP增速分別為7.8%、7.7%和7.4%，這與此前多年動輒兩位數的增速差距明顯。然而直至今日，外界並沒有看到大規模刺激計劃的出台，積極和穩健依然是宏觀政策的主基調。在其看來，主動降速從而為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創造空間，無疑是決策層保持此等定力的重要考量，但在新常態下，傳統調控方法的力不從心亦是不容忽視的原因。
首先，宏觀調控所能實施的條件不同。
“如今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空間不像原來那麼大，全麵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降。”楊偉民感慨到。比如，財政政策方麵，2014年全國財政收入14萬億元，同比增長8.6%，增速比2012、2013年分別回落4.3個和1.6個百分點，過去20多年來兩位數高速增長的態勢被打破；貨幣政策方麵，M2餘額已超過122萬億元，為GDP的兩倍，說明貨幣政策的矛盾不在數量而在結構。
其次，宏觀調控運行麵臨的背景不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融入全球經濟體係、被整合進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底端的曆史，彼時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能夠順利地進入到這個體係之中，並能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盡快占有一席之地。簡言之，中國隻是現有經濟體係的參與者，宏觀調控也隻能在這個體係中發揮作用。
而如今，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同時成為了資本淨輸出國。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經濟在危機後持續低迷。因此，中國不僅在向更高的產業鏈條邁進，而且開始影響全球經濟體係和遊戲規則，這意味著宏觀調控的複雜性空前加劇。
最後，宏觀調控需要實現的目標不同。
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在全球經濟舞台上，中國更多扮演著追趕者的角色，因此對於規模和速度的重視程度明顯更高，這也就決定了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在於“保增長”。如今，雖然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仍有必要，但考慮到經濟發展所麵臨的長期桎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培育新增長點在宏觀調控中無疑要占據更多的優先權。
而在全麵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宏觀調控還需為促改革創造環境，構築經濟新常態的動力基礎。因此，在專家們看來，以上種種變化意味著過去“被動式”、“粗放型”、“一刀切”的調控方式已經很難有效應對。
既不能違背規律、采用傳統“全麵刺激”的手段人為拉高增速、積累泡沫；又不能簡單地以“市場力量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借口任由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導致財政金融風險集中爆發。麵對如此宏調難局，必須重啟新勇氣和新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