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的曆史劇都是借用曆史題材，回答現實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問題。《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1939）取材於17世紀小說家格裏美豪森的小說《女騙子和流浪者大膽媽媽》（1670），劇中的主人公安娜·菲爾靈，傳說是德國30年戰爭時用一個隨軍小販，綽號大膽媽媽。劇本表現安娜帶著3個子女，拖著貨車隨軍叫賣，把戰爭作為謀生的依靠，結果子女們或死或散，落得孤身一人。作者借大膽媽媽的遭遇說明，想在戰爭中撈取利益的人，必然要毀於戰爭。《伽利略傳》以17世紀意大利偉大物理學家、大文學家伽利略，因證明了哥白尼“太陽中心說”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史實為題材，反映了在一個科學新時代破曉的時候，真理與謬論、科學與愚昧的鬥爭。作者最初的意圖是借表現伽利略在愚昧黑暗的社會勢力麵前忍辱含垢，完成科學著述的行為，給德國反法西斯戰士樹立一個曆史的榜樣。《公社的日子》是根據挪威作家諾達爾·格裏格描寫巴黎公社的劇本《失敗》創作的。德國法西斯政權被摧毀以後，布萊希特從德國麵臨的新形勢中，看到了巴黎工人階級在1871年起義中趕走資產階級，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權的現實意義。作品以巴黎一家普通勞動人民及其親友在這一事件中的遭遇為中心，表現了這一偉大革命實踐的始末以及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應該從中吸取的教訓。
布萊希特的詩歌創作始終同德國社會政治生活緊密相連，他在詩歌藝術上的革新，為現代德國詩歌開辟了新的園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布萊希特早期詩歌大多是在民歌、民謠傳統的基礎上創作的。他那些采用歌謠體創作的敘事詩，多數有戲劇性情節，有人物，采取嚴格押韻的形式，便於譜曲詠唱。如《死兵的傳說》以離奇怪誕的諷刺形式，冷靜客觀的敘述筆調，表現了德國帝國主義在戰爭失敗前夕的垂死掙紮。布萊希特偏愛創作“角色抒情詩”，不喜直抒胸臆，他慣於采用類似戲劇中行動的人物獨白的形式，來揭示人物本身的、社會的或心理的特征。在這些詩歌中，作者有意識地避免傳達主觀情緒，而是努力做客觀的陳述和報道。《妓女之歌》、《海盜燕妮》等就是這類詩歌。
布萊希特投身革命隊伍以後，有意識地把詩歌作為鬥爭的武器。他的許多著名群眾歌曲，如《團結之歌》、《統一戰線之歌》等，既是十分精致的藝術品，又是切合時宜的宣傳品，在革命隊伍中發揮了動員和教育作用。布萊希特的許多優秀詩歌，大部分是在敘事劇的實驗過程中產生的，如《讚美地下工作》、《讚美共產主義》、《讚美學習》、《一個讀書的工人的疑問》等。這些作品都明顯地帶有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革命啟蒙和教誨的特點，他們不以感情去打動讀者，而是啟發讀者的理性和思維，讓讀者通過認識達到行動。這是布萊希特詩歌的獨特之處。布萊希特的詩歌常常采用“直接說教”的手法，麵向讀者的理性，陳述他對事物的認識。詩人借這種手法藝術地再現某些革命道理，以教導讀者正確認識形勢和事變。它們是語言通俗明了、比喻鮮明生動、結構簡潔明快的教育詩。
布萊希特還借鑒中國古典詩詞和日本古典俳句，創造了一種節奏不規則的無韻抒情詩。這種詩歌充分運用口語的特點，既不貪戀華麗的詞藻，也不追求奔放的感情，而是從大量生活素材中選擇精華，以表現事物最本質的特征。如在《工人喊著要麵包》這首隻有4行的短詩裏，作者采用類似邏輯學“三段論”的手法，簡潔生動地表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的形勢。
布萊希特的主要詩集有《家庭格言》（1926）、《歌曲集》（1934）、《斯文堡詩集》（1939）和《詩百首》（1955）。布萊希特還創作了長短篇小說多種，如《三分錢小說》（1934）、《尤利烏斯·愷撒的事業》（1949）、《負傷的蘇格拉底》（1949）等。《戲劇小工具篇》（1948）是他關於敘事劇的理論性思考的總結，被譽為“新詩學”。
布萊希特一向關心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酷愛中國文化，他的敘事劇理論頗受中國戲曲藝術的啟發。他晚年很推崇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他所領導的“柏林劇團”，曾經改編上演中國話劇《糧食》。布萊希特的詩歌、劇本和戲劇論著，在中國已有多種譯本，《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伽利略傳》曾在上海、北京演出，頗受好評。
埃·克斯特納
埃·克斯特納，1899年生於德國。是德國現代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兒童文學家，寫過許多優秀的兒童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