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為實現民主政治而奮鬥。學生們並不以小群自治為滿足，他們認識到，隻有徹底改變專製製度，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因此，盡管立憲派的國會藍圖沒有允諾學生任何權利（規定在校學生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他們還是挺身而出，以“流血生”的犧牲精神，在立憲派退卻之後再掀高潮，並把活動的重心由伏階跪求變為依靠自我，聯合民眾進行鬥爭。
5．踴躍投身革命。當民主與專製的衝突導致學生與統治者矛盾激化時，他們便以革命的暴力方式作為實現民主理想的手段。辛亥後，學生政治活動相對沉寂，思想文化活動卻隨著對民主化進程的深刻反思而日漸高漲。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為大旗，絕非少數先知天才的頓悟，而是群體反省精神的集中體現。學生把改造社會的支點建立於民主之上，雖然對以此相標榜許諾的政治權威一次次失望，但從未失去對民主理想的堅定信念和巨大熱情。以民主反專製，是學生群體意識和社會政治活動的主旋。壓抑這種由本能和理性促成的定勢，隻能為新高潮的爆發積蓄更大的能量。可以說，學生民主運動是檢驗衡量近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範圍、程度、真偽的重要標誌。如果不能將本能追求納入製度化的規範體係中，學生運動不斷加劇加快的周期性爆發，便因此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必然伴隨物。學生強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表明近代中國的民智已經部分開啟。要解決民智未開與民主運動頻繁，以及民主意向強烈而製度化適應性差的尖銳矛盾，應當由民主意識最強的群體和層麵入手，示範性地逐步推行民主製。
作為近代化的重要構項，民主化不能脫離近代化而孤立發展。掌握著一定新學知識的畢業學生進入社會各個領域，成為加速這些領域近代化進程的重要動力。如果說西方近代化的主要力源在工廠，那麼由西學東漸而引發的中國近代化，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學校。曆史表明，學生進入各個行業、部門和區域的數量質量，與後者近代化的速度幅度成正比。而社會的近代化又為政治變革和文化更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
五四的科學精神，與傳統徹底決裂的偏激情緒，強烈的婦女解放要求以及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呼聲，無不是辛亥學生思想追求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和擴大。清政府以忠君尊孔為核心的教育宗旨，引起學生的極大反感，他們普遍厭棄經學課程，以各種方式加以抵製，考試成績多半此科最差，使統治者視為維護中學根本的讀經形同虛設。舊思想與新學問的矛盾衝突，使學生反專製的激進情緒影響到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專製和愚昧這對難兄難弟，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兩大基因。辛亥時期，學生已經開始致力於更新改造民族文化心理，提高國民素質，塑造新的民族形象。他們以改良社會為宗旨，廣泛開展各種宣傳活動，提倡改革蓄辮、纏足、賭博、納妾、吸毒、風水迷信等劣習陋俗，反對宗法家長權威，破除舊的思維行為方式，洗刷陳腐觀念，對種種民族劣根性表現大張撻伐，呼籲男女平等平權，戀愛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標新立異，提倡新道德規範。同時身體力行，以為社會倡導。他們積極傳播近代科學知識，破壞神權偶像，帶頭革新婚嫁禮儀。女學生踴躍參加社會活動，為了爭取婚戀自主，與家庭社會進行堅決鬥爭，甚至以死相抗。學生們還成立了相應的組織，如體育會、剪發會、自由結婚演說會等，以便於活動，擴大影響。由於政治鬥爭形勢緊迫，辛亥時期的文化啟蒙與更新重建很不充分，但畢竟為繼起者開辟了前進的基地。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主將乃至整個近代史的偉人名流，大多是辛亥時期的學生或留學生，影響他們思維的，既有對民初黑暗現實的痛心疾首，也有前此個人經曆的影響刺激。即使如蔡元培，雖然在五四學生風潮麵前陷入極度矛盾，但他倡導的民主學風，卻是培育出一代優秀青年。的重要原因，使北大成為中國學生運動的策源地和新思想的搖籃。在他身上，我們仍然感到辛亥學界風潮的深刻烙印。早在1902年。任教於南洋公學的蔡元培就經曆了本校和潯溪公學的兩次退學風潮，是最早支持學生行動的少數教員之一。他還提出開辦專門學校，培養富於反抗精神的退學生作為“我國革新之先導者”《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選報》第35期。的設想，並在愛國學社中加以實踐。1903年。愛國學社與教育會衝突解體，使他嚐到學生主體意識增強導致失控的甘苦，在培養與引導青年。的問題上，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產生矛盾糾葛，形成五四運動中蔡元培出走的一個潛在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