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就了一批學兼中西的專業化學習西方的人才，從而擴展加深了中國人認識西方與西學的廣度深度。在此之前，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包括郭嵩燾、馮桂芬等，大都不懂外文，隻能通過翻譯或實物來認識和感受西方文化。他們間接獲得世界知識的來源，一是傳教士的譯著言論，一是出國華人的記述，局限性很大。正如後來張之洞所說：“若非精曉洋文，即不能自讀西書，不廣閱西書，必無從會通博采。”缺少文化溝通的工具，即使睜開眼睛，視野也十分狹窄。另一方麵，擔任買辦通事的商民以及進入教會學堂的貧民子弟，雖然掌握了外語甚至基礎西學，卻缺少中學根底，隻有少數人能夠通過個人努力加以彌補。在社會變動緩慢的情況下，不少成為遊離於母體文化的邊緣人，難以將所得異質文化內化升華為民族新文化。這是鴉片戰後20年。間學習西方的步伐幾乎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官辦學堂的設立和教會學堂的改進，增強了對士子童生的吸引力，學生略具中學根基，在著重學習西語西文的基礎上，對西學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從同文館、廣方言館及湖北自強學堂的試題看，學生不但自然科學水準大大超過前輩和同時代士人，公法、世界地理等方麵的知識也大為擴展充實。
在朝廷官府的扶掖支持和士風日開的鼓蕩呼應下，學生憑借中西學基礎和地位優勢，成為溝通中外文化的新型群體媒介。他們能夠直接閱讀西方的報刊書籍，廣泛接觸和準確理解西方文化。京師同文館藏書閣存有漢洋文書籍3700本，其中外文為1900本，占一半以上。除作為課本分往各館外，聽任學生借閱。⑤《同文館題名錄》，1896年。。其內容涉及許多方麵。如法國巴黎一所大學贈送該館圖書188冊，包括化學、醫學、格物、算學、地理、農業、兵法、字典、詩史等。《照錄管理同文館事務總教習丁韙良申呈》，《洋務運動》二，第57—59頁。學生隨使出洋之際，利用所掌握的外文西學知識，廣泛接觸社會，博覽書報，擴大了眼界。同時，學生還可將所吸收的外來文化內化後向社會推廣。由於早期洋務官員和駐外使節大都不會外語，同文館學生無論留館還是在使署當差，均須選擇各國洋文新報刊“有關風俗政令者逐日詳譯，定期進呈，以俾當朝及使節了解世界情勢”。戊戌期間，朝廷還特意指定該館每周將所譯書報進呈一次。《同文館章程及續增條規》，第10—54頁。總理衙門接收的洋文各件，也由該館學生負責翻譯。1891年。兩名同文館畢業生奉旨進內廷教授光緒英文，一時間引起一場學習英文熱潮，“親王大臣都去讀書受教”。丁韙良：《同文館記》下篇。這使前此無人通曉夷文夷情，以致對外交往中盲目閉塞的狀況有所改觀。
此外，學生在校期間還須練習翻譯西書，京師同文館至遲到光緒五年。已將譯書作為規定教學內容，該館曆年。出版的35種圖書中，全由學生翻譯的10種，師生合譯的9種。⑤上海廣方言館學生也參與了江南製造局幾十種西書的翻譯。這些譯著包括政法、經濟、軍事、曆史、地理、外交、數學、化學、格致、冶煉、外文語法等方麵，如《星軺指掌》、《公法便覽》、《公法會通》、《中國古世公法論略》、《富國策》、《各國史略》、《西美戰史》、《中西合曆》、《四裔編年。表》、《新加坡刑律》、《化學闡原》、《格物測算》以及英、美、法等國水師考，或為同類書籍之發軔，或為佳本，或比前人有所增益，頗得人們的好評和歡迎。出版後，除為本館教學所用，還免費分發全國官吏。作為第一代“學貫中西”的中國人，他們以本位文化為基礎，以外部文化為工具和參照，既避免了傳教士以宗教為目的的局限隔膜，又減少了不懂西文的前輩們觀望世界的盲目性，使近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大為擴展深化。例如京師同文館雖然禁止教授神學，但外籍教師常常和學生討論宗教問題，照丁韙良的看法，一位遊曆過西方並在其遊記中談到美國教會的華人，“比起文館學生對於耶教的見解來，那就差得多了”。《同文館記》。文化交流中，全麵接觸是準確認識和有效吸收的前提，至少在這方麵，學生大大超越了前人。學生還為派遣留學人員提供了相對合格的選才。京師同文館先後派出兩批共32人到英、法、德、俄，福州船政學堂分四批派出留歐學生81人。他們已具備一定的西文西學基礎，因而適應較易，收效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