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人蔡元培一生與教育有緣，他雖然對於激發學界風潮的社會原因有清醒的認識，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分別學生性質，設不同學校以造就不同材料的具體解決辦法，但在社會危機迫在眉睫，矛盾衝突日益加劇的氛圍中，青年。學生和教育家的理性很難協調一致。專為甲派學生而設的愛國學社，很快也與中國教育會發生衝突，導致解體，兩全設想不能奏效。此後，如何對待學潮，一直是困擾蔡元培的兩難課題。他承認學生運動有喚醒國民的作用，但隻是“一時之喚醒”，若要“永久之喚醒”，“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13頁。。學生從事政治運動，為社會作出犧牲，既有功效，又有損失，相比之下，“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要想根本解決中國的大問題，必須“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煉身體”，用餘暇服務社會，指導平民，以備將來。《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5頁。他體諒學生的躁動情緒，源於社會空氣的惡劣，學生欲以改革學校為改革社會政治的起點，並在1922年。10月北京大學講義費風潮平息後返回北大的演說中特別提到：“我還記得二十年。前革命主義宣傳最盛的時候，學生都懷著革命的思想，躍躍欲試，就在學校裏麵試驗起來。說是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國的國民；教職員是學生的公仆，譬如國家的政府；國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學生就可以革教職員的命。那時候長江一帶，這種試驗革命的學校，不知多少。他的導火線都很簡單，大半為記分不公平或飯菜不好等小問題，反對一個教員或一個庶務員，後來遷怒於全體教職員，鬧到散學。”這顯然包括潯溪公學的風潮。但他不讚成用學校來比國家，希望學生自製，作社會的模範。《北大十月二十五日大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74—275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附和杜亞泉當年。的主張。
教育管理，本有權威與自治兩種形式，孰是孰非，或各有利弊，還存在爭議。分別情形，因地製宜，才能優勢互補，變消極為積極。而學校與社會有別，適宜於社會者，未必適用於學校。因學生尚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中，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但學校與社會如果實行兩套趨向相悖的製度，難免造成緊張與衝突。大變動時代，社會流行思潮與既有製度精神常相反對，所以革命時期，學潮往往是社會動員的開端，而且從大背景看，有不得不然的潛因。但以改革學校為改革社會政治的起點，犧牲的卻是教育和學生自己。具體追究學潮的起因，不一定具有明確的“革命”性，有時甚至因為革新勢力的先鋒與本體尚未協調，或者本身利益不一致，因而出現激進與穩健傾向相互矛盾的衝突。隻是學界革命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令諸如潯溪公學之類的自發風潮產生衝擊震蕩既有統治秩序的作用。麵對學潮這柄雙刃劍，如何利用其不得已而為之的積極意義，並抑製其包含的盲動因素對“革命”帶來負麵影響，使革命循著近代的軌道走上建設之路，讓情緒的宣泄得到理性的結果，而不致重複舊日造反的一味破壞，政治和教育的領導者不免有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兩難取舍。研究者隻有回到曆史現場，體會前人的苦心孤詣，才能得出合情合理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