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記不得什麼了，她所認識的人中，唯一經常談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歲時不再見到的爺爺。她上學時是曲棍球隊隊長，連續兩年獲得體操獎杯，當過少年偵察隊的小隊長，青年團支部書記，最後參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鑒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說司裏的色情文學處工作，這是某人名聲可靠的毫無置疑的標誌，因為該處的工作就是為無產者生產廉價的色情文學。據她說，在裏麵的工作人員稱它為垃圾場。她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協助生產象《最佳故事選》或《女學校的一夜》等密封寄發的書籍，無產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買去消遣，象買禁書一樣。
“這些書寫些什麼？”溫斯頓好奇地問。
“哦，完全是胡說八道。實際上都很無聊。他們一共隻有六種情節，互相抄來抄去。當然我隻是在管萬花筒。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改寫組。要我動筆可不行，親愛的——水平不夠。”
他驚異地獲悉，除了頭頭以外，色情文學處的工作人員全是姑娘。他們所根據的理論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製，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淫誨作品的腐蝕。
“他們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裏去工作，”她還說。“一般總認為姑娘都很純潔。這裏卻有一個不是那樣。”
她第一次同男人發生關係是在十六歲的時候，對象是個六十歲的黨員，他後來怕遭到逮捕便自殺了。“他幹得很幹淨，”襲莉亞說。“否則，他一招供，他們就會知道我的名字。”
從此以後，她又有過好幾起。在她看來，生活很簡單。你想快快活活過日子，“他們”——指的是黨——都不讓你快活，你就盡量打破它的規矩。她似乎認為，“他們”要剝奪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樣，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黨，而且用很粗的話這麼說，但是她對黨卻沒有一般的批評。對於黨的理論，除非觸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沒有興趣。他注意到，她從來不用新話，隻有一兩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流行的除外。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兄弟會，不相信有這個組織的存在。任何有組織的反叛黨的嚐試都注定要失敗的，因此她認為都是愚蠢之極。聰明人該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規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隱隱地想，在年輕一代中間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樣的人。這一代人是在革命後的世界中長大的，不知有別的世界，把黨視為萬世不易的東西，就象頭上的天空一樣，對它的權威絕不反抗，隻是千方百計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開獵狗一樣，他們沒有談到結婚的可能性。這事太渺茫了，連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辦法除掉溫斯頓的妻子凱瑟琳，也沒有一個委員會會批準這樣一樁婚事。即使做白日夢，也是沒有希望的。
“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的妻子？”裘莉亞問。
“她是——你知道新話中有個詞兒叫‘思想好’的嗎？那是說天生的正經派，根本不可能有壞思想的念頭。”
“我不知道這個詞兒，不過我知道那號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後生活情況告訴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環節。她好象親眼看到過或者親身經曆過的一樣，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凱瑟琳，凱瑟琳的身體就僵硬起來，即使她的胳膊緊緊地摟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勁推開他。同裘莉亞在一起，他覺得談到這種事情一點也不感到困難，反正凱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種痛苦的記憶，而成了一種可厭的記憶了。
“要不是為了這一點，我還是可以忍受的，”他說。接著他把凱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著他象辦例行公事似地幹那件事的情況告訴她。“她不願幹這件事，但又沒有什麼東西能使她不這麼幹。她曾經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們對黨的義務，”裘莉亞脫口而出。
“你怎麼知道的？”
“親愛的，我也上過學。在學校裏對十六歲以上的姑娘每個月有一次性教育講座。在青年團裏也有。他們長年累月地這樣向你灌輸。在許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當然，誰也說不準；人人都是偽君子。”
她開始在這個題目上發揮起來。在裘莉亞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麵的強烈意識。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一觸及到這個問題，她就顯得特別敏銳。不象溫斯頓，她了解黨在性方麵搞禁欲主義的內在原因。這隻是因為性本能創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黨所能控製，因此必須盡可能加以摧毀。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剝奪能夠造成歇斯底裏，而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為可以把它轉化為戰爭狂熱和領袖崇拜。她是這麼說的：
“你作愛的時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後你感到愉快，天塌下來也不顧。他們不能讓你感到這樣。他們要你永遠充滿精力。什麼遊行，歡呼，揮舞旗幟，都隻不過是變了質、發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內心感到快活，那麼你有什麼必要為老大哥、三年計劃、兩分鍾仇恨等等他們這一套名堂感到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