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粉佳人
當時追求呂碧城的人很多，據說呂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隻看上了梁啟超與汪精衛，但她又嫌梁啟超年紀太大（比呂碧城大9歲），汪精衛年紀太小（與呂碧城同歲）。另外，根據近代天主教史學家方豪先生考證，《大公報》主編英斂之，十分愛慕呂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誤會。史學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記中發現了英斂之寫給呂碧城的詞：“稽首慈雲，洗心法水，乞發慈悲一聲。秋水伊人，春風香草，悱惻風情慣寫，但無限悃款意，總托詩篇瀉。”確實情意綿綿，流露著一片深情。
呂碧城是這樣與友人說起她的情感感悟的：生平可稱心的男人不多，梁啟超早有家室，汪精衛太年輕，汪榮寶人不錯，也已結婚，張謇曾給我介紹過諸宗元，諸詩寫得不錯，但年屆不惑，須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錢多少和門第如何，而在於文學上的地位，因此難得合適的伴侶，東不成、西不就，有失機緣。幸而手頭略有積蓄，不愁衣食，隻有以文學自娛了。
倡導女權的教育家
呂碧城還與“鑒湖女俠”秋瑾交情莫逆，提倡女權，曾與秋瑾同榻而眠，所論多國運民脈之事。“流俗待看除舊弊，深閨有願作新民。”是她們的共同心聲。有趣的是，秋瑾因仰慕呂碧城，也號“碧城”，不少呂碧城的作品被誤認為出自秋瑾之手，於是秋瑾“慨然取消其號”。不久，呂碧城又為秋瑾創辦之《中國女報》撰寫發刊詞。秋瑾被害，呂十分痛心，夜不能寐，設法與人將其遺體偷出掩埋，又於靈前祭奠之。呂碧城又用英文寫了《革命女俠秋瑾傳》，發表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引起頗大反響。她曾與“鑒湖女俠”呼籲革命，是發動女權運動的先驅者。
做《大公報》主筆期間，呂碧城借助這一輿論陣地，積極為她的興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等主張發表了大量詩文。作為婦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認為，要想實現女性的真正獨立，必須“啟發民智”，極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興辦新式女學成為她實踐自己理想的奮鬥目標。於是，呂碧城發表了多篇言論，宣揚興辦女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興辦女學提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以此衝擊積澱千年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女學運動的興起，恰恰證明了社會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強毅之氣。”她認為，“辦女學、開女智、興女權才是國家自強之道的根本”。
為了幫助呂碧城興辦女學，《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介紹她與社會名流嚴複、嚴範蓀、傅增湘等相識，以求支持。《天演論》譯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複當時執教於天津水師學堂，並任該校總教習、總辦（校長），與英斂之過從甚密，曾為其手書《大公報》報名。他也早聞呂碧城大名，對她十分賞識，讚之曰：“此女實是高雅率真，明達可愛，外間謠諑，皆因此女過於孤高，不放一人於眼裏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說話間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處。”嚴複隨後不僅收她為女弟子，悉心教授邏輯學原理，師生互致詩詞唱和，還向總督袁世凱鼎力推薦呂碧城，說她是興辦女學的最佳人選。於是袁世凱欣然同意，讓她協助戊戌科進士、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籌辦女學。在天津道尹唐紹儀等官吏的撥款讚助下，女學籌辦進展順利。1904年10月3日《大公報》刊登了“倡辦人呂碧城”發布的《天津女學堂創辦簡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學正式成立並開學，呂碧城出任總教習（教務長），傅增湘為監督（校長）。兩年後添設師範科，更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時年23歲的呂碧城升任監督（校長）。這樣年輕的女校長，當時全國也是絕無僅有。
這一時期，呂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中國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國民素質為本，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完全之個人”和“完全之國民”；女子要享有與男子一樣的受教育權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識字和家政為主的教育清規，以西方教育為藍本，對女子必須授予全麵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膽任用男教師，以提高女子教育質量；女師的學生，今後不僅做女子學堂的教師，更要做男子的教師；等等。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對當時的教育界是極大的震動，確為當時的女子教育吹進一股清新的風。
在這方校園的淨土上，呂碧城為推廣新式女子教育不遺餘力。她一幹就是七八年，既負責行政又親自任課。把中國的傳統美德與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結合起來，將中國國學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學府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將來盡各自的力量”。許多在此學習的女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傑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如鄧穎超、劉清揚、許廣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凱敬重的家庭教師）等，她們都曾親聆過呂碧城授課。在沉寂的中國大地上，呂碧城為女性的整體覺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種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