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曆史觀的出現，使人們更關注人與戰爭之間的關係，這就有別於《荷馬史詩》的神話故事。人文主義還注重對知識的追求，認為知識可以改變人的命運，掌握了知識就把握了自己的命運。
[城邦的曆史]
對於世界文明發展史來說，古希臘文明是一筆豐厚而寶貴的遺產，每當我們提起它，心頭就會湧起崇敬之情。是的，古希臘文明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建築、宗教、法律等許多方麵都開一代先河。古老的雅典衛城，如今依然高高聳立，在靜默中訴說著昔日的輝煌，而古希臘人創造的拚音文字體係則穿越了千年時空，讓我們怦然心動，那一個個音符仿佛引發了響亮的回聲……
遙想愛琴文明時期的希臘人，他們勤勞而智慧，線形文字的發明、恢宏的宮殿樓宇，都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但就是這樣一個正在繁榮興旺的國家，卻在公元前12世紀，因為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多利安人的入侵而香消玉殞，古希臘不得不重回原始社會狀態。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希臘經曆了一段漫長的黑暗歲月，城市消失了、文字消失了，一切都倒退到了蒙昧和貧困的狀態。
但從某種角度說，一場災難地降臨或許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一場新的革新，一次新的機遇。古希臘人就是這樣對待這次災難的，然而在災難麵前他們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愛琴文明的宮廷文化傳統被打碎了，但客觀上卻啟動了一個更偉大的開端，他們在廢墟上開始了重建，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世界。
古希臘人真正走出陰霾是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他們的目光轉向地中海，海外殖民熱潮風起雲湧。在希臘半島，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他們建起數百個城邦。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最高權力由公民集體掌握，軍事統帥和王的權力被削弱，到後來被消亡。這一時期的城邦通常以一個城市為中心，包括周圍的農業區。這種城邦成為古希臘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對國家的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我們研究古希臘文明史，實際上也是在研究城邦的曆史。
古希臘的國家中要數斯巴達麵積最大，但也隻有八千多平方公裏，人口二三十萬。其他還有數千個小邦，麵積也就相當於今天的一個個村落。在各個城邦中都有公民大會這個組織，它由全權公民組成。城邦中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權利，但不是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全權。對於外來的移民和奴隸來說，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不能參加城邦裏的任何政治活動，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在外邦享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有一定的經濟權利，奴隸隻是會說話的工具，是主人的私有財產，他們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方麵不享有任何權利。
古希臘城邦實行集體領導，所有事宜投票表決，崇尚法治。在這裏，領導人沒有個人專斷，也沒有這樣的條件和氛圍。不管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體現出民主或集體領導的體製。城邦擁有體製化的常設公民大會，貴族或民選議員的議事會和具體行政部門這三級權力機構。對古希臘人來說，他們對常設的公民大會已經習以為常，如果沒有，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古希臘城市結構中，公民集會與日常活動的場所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再說城邦的軍隊組成。這是一支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兵，每有戰事發生，即可組成軍隊上戰場，戰爭結束後立即解散。在這裏，沒有職業化的雇傭軍。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大城邦的軍隊就是這種公民兵製度的突出代表。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戰爭狀態，這是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0年的事情，全希臘都投入到抵抗波斯帝國侵略的戰爭中。比較著名的戰役是公元前490年的馬拉鬆戰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這兩場戰役決定了戰爭的勝利方。以希臘貧窮公民為主體的陸海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對抗波斯人入侵的戰爭中，雅典和斯巴達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在這場戰爭中，希臘人獲得了勝利。勝利帶來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帶來了科技的進步，雅典的民主製也發展到了頂峰。
對比古希臘城邦和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社會，這裏沒有眾多擁有產業的大宗教團體，他們的宗教活動由民選的公職人員主持，而城邦之間的神廟則由鄰近的各國負責管理。在城邦內部看不到城市對鄉村的統治和剝削的現象，這是因為統治者並不以城市為居住的中心，城邦的公民大多住在鄉村，這些鄉下的公民與城市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他們無須向城市繳納賦稅。
在希臘城邦製度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它的民主製。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民主製並不完美，因為所謂民主也隻是賦予了一部分擁有公民權的人，對非公民和奴隸則意味著暴力和壓迫。但是，我們拿同一曆史時期的各個製度作比較，會發現，在專製橫行的古代社會，古希臘的民主製相對來說是最好、最進步的製度。它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統治模式，公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所享有的權利，對當時社會來講是非常少見的。你知道英語中民主一詞從何而來嗎？答案就是從古希臘文德摩克拉提亞演化而來，它的原意就是人們掌握政權。
那麼，古希臘的民主政體最先誕生在哪裏呢？根據目前的研究，從古代雅典的遺跡看，應該誕生於此，然後才擴展到古希臘的大部分城邦。當然，一切的進步都不是在一個早晨就能實現的，雅典民主也是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來的，這是雅典人艱辛努力的結果。
在這裏我們要講到梭倫改革，這是一件具有曆史和政治意義的大事。改革的背景是這樣的，公元前6世紀初，雅典社會內部貧富差距加大，這一現象嚴重危及城邦社會的穩定。執政官梭倫進行了改革，以公民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民眾法庭作為最高審判機關，所有希臘公民都有權參加。
梭倫改革使希臘曆史進入古典時期。接下來克裏斯提尼於公元前6世紀對此進行改革，將部落氏族貴族殘餘的特權廢除掉，雅典的民主製度基本得到確立。但這種製度仍然需要不斷地完善，因為還有一些社會現象值得注意，比如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富人仍然占有很大的優勢。一些問題直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才得到解決，所有的官職都需經過民選產生，一切國家大事都由公民大會決定，一切司法權力都屬於人民，古希臘人所說的國家由所有公民輪番而治的理念實現了。公民大會作為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體現著公平和公正的原則。
在雅典，每年要舉行40次公民大會，其中有10次的主要議程就是對現任的公職人員進行考核，如不合格立即罷免。這樣算來，一個官員在一年之內要經過10次檢查，這種對公職人員的考核製度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見的。公職人員如果表現差，公民評價差，很可能僅僅任職一個月就會被罷免。古希臘的民主政體對官員的任期也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一個公職人員當選後，任期隻有一年。任期滿後還想繼續任職的，就要再次進行選舉。這種製度對以權謀私現象起到了遏製作用，有效地防止了腐敗現象的發生，這在公元前4世紀表現得最為突出。
對現任的公職人員發現問題絕不留情，即使立下功勳的將軍也不例外。比如，參加過著名的馬拉鬆戰役的米底亞斯和伯利克裏將軍因為腐敗事發被彈劾，被處以巨額罰款。雅典的司法一視同仁，不會因為誰享有榮譽、有功勞而法外施恩。在第六任主席團任職期間，雅典還增加了一項，當發現公民中可能有人對民主構成明顯的威脅時，主席團就要召集一次特別的公民大會，與會人員將他們認為對民主構成威脅的名字刻寫在碎陶片上，再把陶片投進一個陶甕中。如果投讚成的票數過半，就可將這個人進行放逐，被放逐者將被流放國外10年，10年後可返回並恢複公民權。這種方法就是用民主的形式反對民主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