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學一年多，因而與周與良、趙蘿蕤等女生相識並成為朋友，當穆旦到校時，趙蘿蕤已經回國任教於燕京大學，二人並未於芝大謀麵，而趙的丈夫陳夢家更是提前歸國，周與良的哥哥周玨良已受清華大學之聘歸國，在行至舊金山時與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還把帶在身邊的幾十美元給周以帶給北平的母親。應當說，當穆旦進入芝加哥校園大門的時候，戰後赴美留學的高潮已經退卻，已經到了決定是走是留，是回歸大陸，還是投奔台灣這一關係人生命運的最後關頭。
1949年12月23日，穆旦與周與良在佛羅裏達州傑克維爾（Jacksonville）結婚，結婚儀式極其簡單，在市政大廳登記後，由周與良的四哥、時正在哈佛大學動物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周杲良，以及兩位美籍導師做證婚人。婚後，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館住了一個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學，先是同芝大經濟係的李誌偉合租一套公寓，後又與巫寧坤合租一套有兩間的公寓。正是這段同學、同吃、合住的經曆，使穆旦夫婦與巫寧坤結下了終身友誼，並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過了一段苦難慘烈的悲情歲月。
1950年，國內大局已定，穆旦夫婦的去向也漸趨明朗，即一旦周與良獲得博士學位，便共同返回祖國大陸，為中共領導的新中國服務。因了這一決定，穆旦在攻讀英美文學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選修俄羅斯文學。在西南聯大時代，穆旦曾學過俄文，還一度選修了俄語專家劉澤榮教授的俄國文學課。據當時在芝大的同學傅樂淑回憶說：“這門課程，每天六個小時，天天有課。從字母學起，到能讀俄國文學作品、報紙新聞、政府公文為止。選這一門課，等於平時上三年的俄文課。”[19]1947年6月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樂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這門課程弄得焦頭爛額，異常痛苦。但在外文係出身的穆旦看來，這並沒有多大難度，在不長的時間裏，他的閱讀能力就超過了美國本土的研究生，為此經常被導師提名在課堂上做閱讀示範。遙想在抗戰時期，穆旦由長沙步行昆明，曾創造過背誦一部英文詞典的奇跡。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裏，再度上演了當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時間裏，一部俄文詞典已被穆旦背誦完畢。而此時的穆旦與楊振寧、李政道等公費留學生的生活條件可謂天壤之別，他作為自費生必須半工半讀，白天上課或自修，夜間到一家郵局從事隻有黑人才肯幹的繁重的運送郵包工作，以此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用。每天淩晨三四點鍾才能回家休息，為了省錢，每當休工回家，隻是到黑人區買一個5美分的“熱狗”充饑，有時實在太過勞累，當“熱狗”拿在手中，不覺悲感交集，流下淚來。
1951年，穆旦夫婦與楊振寧、李政道、鄒讜、巫寧坤等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情況進行探聽研究。對是否回國，楊、李等人舉棋不定，而穆旦與巫寧坤則傾向於盡快回國，迎接已經到來的偉大時代。
在學習英國文學與俄國文學的同時，穆旦試著把自己的詩譯成英文在美國一些報刊發表，居然很受讀者歡迎，並引起詩歌評論界關注。1952年，由美國詩人赫伯特·克裏克莫爾（Hubert Creekmore）主編的《世界名詩庫（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A LittIe Treasury of WorI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兩首作品：《饑餓的中國》（From Hungry China）、《詩八首》（T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節，署名查良錚（Cha Liang-cheng）。這部《詩庫》僅有兩位中國現代詩人入選，另一位是擔任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