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作為詩人的穆旦，最為傾心和喜愛的自然是詩歌創作與翻譯。自1954年3月到年底短短的9個月時間內，穆旦翻譯並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的《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歐根·奧涅金》《普希金抒情詩集》等係列作品，其翻譯和出版速度之快、質量之高、讀者群之廣大令人驚歎，一個“普希金熱潮”旋即在社會上掀起，穆旦的聲名除了在象牙塔的學術界小圈子引起矚目，在更大範圍的讀者群體、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追捧。這一情景，幾年後在穆旦寫給詩友杜運燮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也有時聽到人們欣賞普希金詩的情況而為之鼓舞。總之是‘特別’愛好，不同於一般。工廠裏三十多歲的工人師傅，在南大開門辦學去時，問老師們認識不認識這譯者（並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見見。一個譯者能有此幸會，確實不易。就是這類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26]
因譯詩受到工人師傅們喜愛而“增加了力量”，心中增添了學有所用的成就感，並且還想以此業績，“想證明，給沒回來的人看，回來了是多麼好”[27]的穆旦沒有想到，屬於他的人生春天馬上就要過去，即將到來的是酷暑與寒冬。許多年後，周與良回憶說：“那時是良錚譯詩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課，參加各種會議，晚上和所有業餘時間都用於埋頭譯詩。”然而，很不幸的是，“業務拔尖”“書出得多”“課教得好”“受學生歡迎”等，卻無意中引來某些人的“不能相容”。[28]這種出於嫉妒而不能相容的心態，很快便借助於政治的威力爆發出來。隨著1954年年底南開大學著名的“外文係事件”，穆旦的厄運就此到來。
在發生這個著名的事件之前，南開大學像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隨著一個波次接連一個波次的政治運動，進行無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適思想”、“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錯誤思想”等批判。為在全國做出表率，南開大學領導又別出心裁地設置了一個“馬列主義夜大學”，勒令全校教授必須夜間到這所特殊大學聽報告，接受“洗腦”性質的思想改造。一位被南開派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年輕男教師返回南開後，作為“教授的教授”向包括巫寧坤、穆旦在內的全校各係教授，朗讀他在人大“深造”時蘇聯專家講授的馬列主義筆記。校方規定，凡聽課的教授人人必須做筆記，期終還要考試。一時間，弄得教授們十分疲憊又感到無聊至極，有的教授在聽課中不停地抽煙，有的幹脆以打瞌睡的方式進行抵製。如此連續不斷的十幾個夜晚下來，聽課的教授開始表達不滿情緒，年輕氣盛的巫寧坤在夜校散罷之後回家的路上對年長的同事們嘰咕道：“這簡直是對教授先生們智慧的侮辱！”[29]想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打了小報告，校方領導派人找到巫寧坤，指責其“思想落後”，並嚴厲警告隻許老老實實聽課，不許亂說亂動，否則按反對馬列主義分子處理。
因了這一係列的政治改造、批判外加學習運動，人與人的溫情越來越淡薄，同事與師生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冷漠，直至發展到相互猜忌，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水火不容，非把對方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殘忍、恐怖局麵。麵對這一惡劣的政治、生活環境，穆旦感到極為不適和沉悶，在致蕭珊的信中，他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憤慨、厭惡和無奈的心境：這是一個沉悶的時期。我上封信裏的話想你也看到了，朋友們都這麼彼此多疑。杜運燮不但覺得得罪了我，也覺得得罪了巫寧坤，等我把這話和寧坤一提，他說哪來的這回事。……我這幾天氣悶是由於同學亂提意見，開會又要檢討個人主義，一禮拜要開三四個下午的會。每到學期之末，反倒是特別難受的時候。過得很沒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結束算了。”[30]
正所謂人生不易，死亦難。延至年底，“外文係事件”終於是在長期鬱悶壓抑中爆發了。
詩人穆旦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