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回憶除了透出當時的周氏家族這個“革命家庭”在天津具有超強的實力，也為穆旦此前給巴金夫人蕭珊信中所說的“這是一個沉悶的時期”“朋友們都這麼彼此多疑”“人生如此，快快結束算了”的憂傷悲情找到了一個曆史性注腳。周一良這段“懺悔”，是在內在的良心與文化良知雙重壓力之下，不得不做的一點表麵文章，但仍暗含著為自己開脫的投影。其他的人尚不必說，周玨良與穆旦既是清華與西南聯大時代的同學好友，又是芝加哥大學先後的校友，同時又是穆旦與周與良愛情的隱形牽線人與見證者，如何一個“對過去的情況不夠了解”就說得過去的？作為親屬尚且如此，而普通的同學、同事、朋友又將如何？真的是“人間熱淚已無多”了。[33]
盡管周與良謹小慎微地為人處世並有如此的家庭背景，但她畢竟是穆旦的妻子，自是與其夫脫不了幹係。於是，學校令她停止開課，在家中“幫助”丈夫“反省”和撰寫“交代材料”，實際已被當作潛伏回大陸的“女特務”內部控製和監視起來。這一時期，與穆旦斜對門的一位俄語講師的妻子和一個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為“運動”的關係雙雙上吊自殺。接著又傳出南開其他係有教授自殺的消息，所有這些自殺的人，都被說成是“抗拒運動，自絕於人民”。並說：“黨和人民絕對不會被他們的罪惡行徑嚇住。”[34]
1956年5月中旬，學校人事處通知巫寧坤即將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才的學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該學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婦帶著老繼母和五個月的兒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算是暫時擺脫了遊蕩於校園的幾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鐵血魔掌。此時的巫寧坤尚不知道，日後等待他的將是更加酷烈的人格汙辱與身心迫害。[35]
好友巫寧坤走了，當年的“反黨小集團”也在政治風浪衝擊下分崩離析，穆旦陷入了人生最為孤獨和艱危的時期。1957年，風浪再起，剛剛在政治上抬頭的穆旦又稀裏糊塗地落入圈套。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九十九家爭鳴記》，他再一次被監視居住，隔離審查。以前被定的“反革命分子”似乎隻限於領導者口頭上和批鬥會場上“內定”，這一次卻要落實到官方文書與實際行動上來。1958年12月，穆旦作為南開大學“反右傾運動”放出的“一顆衛星”，當年參加遠征軍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譯”的曆史，再度成為反革命的“鐵證”，被天津中級人民法院以“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三年勞動改造，“接受機關管製”。當法院派人到學校宣讀判決書後，穆旦被逐出課堂，降職降薪，強迫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管製，監督勞動。
1962年，穆旦終於熬到了被解除“管製”，但校方仍不讓其到課堂上課，繼續留在圖書館“監督使用”，以觀後效。其主要工作是每天打掃廁所與洗澡堂等。盡管仍在“監督使用”，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尚未恢複，此時的穆旦蟄伏在心中的文學之火與傾吐欲望再度迸發開來，他開始了一生中最大一項工作計劃——翻譯英國19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的長篇敘事詩《唐·璜》（Don Giovanni）。白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無休止的思想彙報，晚上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家中，吃過飯後即關上房門偷偷伏案工作。經過三年含辛茹苦的勞作，到1965年年底，這部長達16000多行的鴻篇巨製終於譯完了初稿。當他剛要歇一口氣時，“文革”風暴突起，穆旦首當其衝，被造反的紅衛兵拉出來批鬥，然後是抄家與打砸。繼之穆旦被關於“牛棚”，接受造反派監督勞動改造。當時穆旦一家居住的是東村70號共三間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紅衛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書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爛，或幹脆一把火燒掉，甚至連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都洗劫一空。這一令人悲憤心悸的場景給穆旦的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據幾個兄妹回憶說：“記得那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們家門前照得通明，牆上貼著‘打倒’的標語，幾個紅衛兵將一堆書籍、稿紙向火裏扔去。很晚了，從早上即被紅衛兵帶走的父親還沒有回來……直到午夜，父親才回來，臉色很難看，頭發被剃成當時‘牛鬼蛇神’流行的‘陰陽頭’。他看見母親和我們仍在等他，還安慰我們說：沒關係，隻是陪鬥和交代‘問題’，紅衛兵對我沒有過火行為……母親拿來饅頭和熱開水讓他趕快吃一點。此時他看著滿地的碎紙，撕掉書皮的書和散亂的文稿，麵色鐵青，一言不發……突然，他奔到一個箱蓋已被扔在一邊的書箱前，從書箱裏拿出一疊厚厚的稿紙，緊緊地抓在發抖的手裏。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結晶《唐·璜》譯稿。萬幸的是，紅衛兵隻將其弄亂而未付之一炬！”[36]倒臥在床上的穆旦望著窗外漆黑的夜幕，聽著外邊不斷傳來的喧囂和“打倒”之聲，他的腦海中突然湧入那首多年前寫就的《讚美》詩的最後一個迭句：“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想到此處，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們看了，不知何故，以為父親是在發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