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係一個職工何某倚仗紅衛兵的勢力強行搶占，一家人被掃地出門，家中殘剩的衣物等被蠻橫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無路的周與良經過與校方“工宣隊”反複交涉，才被允許搬入南開大學13宿舍3樓337室一個朝西向、隻有17平方米的房間，全家六口在這間屋子裏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周與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時，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資本家出身，隨著“文革”風浪興起早已崩潰。作為天津市第一位黨外副市長的周叔弢被革職查辦，而後是揪鬥、批判、抄家、交代問題，居宅被一個紅衛兵組織強占。其他的幾個兒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務的教授，全被關入了“牛棚”，成為革命者專政的對象。在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與良被南開大學定為有嫌疑的特務，於12月3日從家中抓走，關押於校內生物係教學樓二樓朝北一個房間內“隔離審查”，逼迫寫“交代材料”。因穆旦已進入校內集中關押的“牛棚”，周與良的四個孩子（最大的14歲，最小的7歲）除了相依為命，還要每天為母親做飯、送飯。當然，幾個孩子不能與母親見麵，送來的飯由看守的“工宣隊”人員檢查，確認沒有夾帶情報後才轉給隔離的周與良。有一天，穆旦的大兒子查英傳給媽媽送來了一盒稀飯，飯下有一塊醬豆腐，“工宣隊”看守查出後立即扣留，並在生物係師生大會上宣布，這塊豆腐就是周與良與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務之間慣用的暗號，是穆旦授意周與良“一強（醬）到底，抗拒不要交代”。因了這塊醬豆腐，周與良與穆旦又慘遭更深重的迫害和折磨，連續幾個晝夜的審問，直至二人在各自的隔離場所被整得倒地不起、嘴不能言才罷休。
半年之後，周與良被解除隔離放回家中。未久，穆旦也被從“牛棚”放出，夫婦二人與南開大學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區完縣勞動改造。周與良下放到完縣的王各莊，穆旦被“隔離”在相距幾十裏的另一個公社農村，彼此不通消息。當1969年的春節即將到來時，穆旦的心情變得焦慮不安，除了不通音信的周與良，還有留在天津的四個孩子也不知死活。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機會，悄悄溜出居處，頂著漫天大雪向王各莊跑去。兩個多小時後，終於見到了分別達半年之久的愛妻。周與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臉色蠟黃，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滿頭汗水與雪水混合在一起順著額頭向下流淌，頭頂上升騰著白色的煙霧，話未出口，眼淚刷地湧出眼眶。當穆旦得知妻子同樣好久沒收到孩子們的信息時，一陣悲傷掠過心頭，很快又強忍淚水以平靜的口氣安慰周與良說：“孩子們都很好。”又說：“事情總會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著孩子。”繼之以負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說：“我是罪魁禍首。不是因為我，一家人不會這樣。”周與良看丈夫淚水在眼眶中打轉，幾度哽咽，遂反過來安慰道：“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穆旦見妻子心情漸趨平靜，便要告辭。他身子轉過去又猛地轉過來，從兜裏掏出一小包花生米，還有幾塊一分錢一粒的糖果，拉過妻子的手輕輕地放下。周與良一見，熱淚再次奪眶而出，堅決不肯接受。穆旦將妻子的手抓得更緊，非要留下，並說：“你暈了，吃塊糖也好些。”周與良搖搖頭，說：“身體還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還是堅持讓妻子把糖果留了下來，最後說了聲“要多注意身體”，[37]轉身消失在茫茫風雪之中。周與良一直跟在身後送到村口，望著穆旦遠去的身影，周與良感慨萬端，才53歲的年紀，已是步履蹣跚的衰弱老人了。
穆旦的突然來訪，很快被負責監督的領隊得知，頭頭們把周與良找到隊部，讓其“老實交代”傳遞了什麼“情報”，同時派人進入周與良的居處搜查，幸而那一小包花生米與幾塊糖果沒有被發現，最後在“查無證據”的情況下被釋放。而一路小跑往回趕的穆旦，剛到村口就被監督者派出的“積極分子”擒獲，繼之是審查與逼迫交代“串通情報”的經過，召開批鬥會批鬥。這個結果，早在穆旦出門的時候就已經想到了，既然十五年的苦難與厄運都熬過來了，淚已流幹，心已變硬，精神越發強健，這點風浪算得了什麼？況且，自己能與日夜掛念的妻子見上一麵，即使為此被處一死，亦無遺憾。正是懷揣這樣一種悲壯決絕的心境，穆旦才義無反顧地出走，並敢於吞下由此帶來的這枚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