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寧坤《一代才女趙蘿蕤教授》，載《溫故》之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26]致杜運燮六封》（1977年2月4日），載《穆旦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21]周與良《懷念良錚》，載《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22][29][34]煌《巫寧坤教授回國落難記》，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4期。
[23]《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王友琴著，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年出版。
[24]在燕大被批鬥的三個重要人物中，陸誌韋、趙紫宸在學術界名聲不小，似有透明度，中共方麵沒有視為重點對象，唯哲學係的張東蓀其人頗為神秘，因而成為批鬥的重中之重，而張氏本人的命運越往後越神秘莫測，成為一件百結難解的懸案。因了這些關係，張東蓀其人其事也就更能引起研究者的興趣。
清華的金嶽霖早年與張東蓀交往頗多，屬於關係較近的一類。老金晚年回憶說：“我同張東蓀的關係，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不愉快的就是為從湖北來京求學的殷福生安排個事做，以便“得點錢過過日子”之事。想不到張出爾反爾，搞得老金大為尷尬，也大為不快。令老金高興的事是：“我加入民盟是張東蓀安排或幫助安排的。以後我會有一段講民盟幫助思想改造的特別作用。對我來說，那是極其有益，也是極其愉快的。這我應該感謝他。”（金嶽霖《張東蓀“玩政治”》，載《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在回憶了這兩件事之後，老金總結性地評價道：“張東蓀這個人是一個‘玩政治’的。這裏所謂‘政治’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兩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樣玩的，我也說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來，在不同實力地位之間，觀情察勢，很抓機會……是‘玩政治’的特點。林宰平（南按：哲學家、《哲學評論》主筆）先生曾同我說過，‘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的可快’。”
自20世紀90年代起，金嶽霖對張東蓀這一評價曾遭到學術界人士的批評，謂金氏並未真正了解張的政治主張與為人處世原則，說張“玩政治”是“言重了”雲雲。但縱觀張東蓀的政治生涯，確有些“玩”，不但是玩，而且有點“玩火”的成分在內，或許這正是金嶽霖所說的“玩”字的真正含義吧。不幸的是，張東蓀之“玩”政治，不但使自己掉進了深牢大獄，一家三代人的性命都幾乎搭了進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張東蓀，原名萬田，字聖心，1887年生於浙江杭縣（今屬餘杭）。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就讀。辛亥革命時回國，曆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和《正誼》雜誌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梁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並出任院長。後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赴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哲學係主任。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後，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在國共兩黨新一輪決戰前夜，加入號稱“第三大黨”的中國民主同盟並出任中央常委。1946年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此後一直宣傳鼓吹他用新思維製造出來的“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又異於蘇聯”的另類路子，即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這一另類主張當時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與讚成，在社會各界掀起了一股聲勢頗大的“中間路線”另類政治風潮，張東蓀由此一舉暴得大名，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爭奪的焦點人物。1948年年底，國共決戰勝負已成定局，駐守北平的傅作義與中共就北平和平解放問題進行談判，由於雙方開出的條件過於懸殊，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傅作義部仍做困獸猶鬥狀。為打破這一局麵，中共找到了當時正在走紅、聲名赫赫的張東蓀，請其從中斡旋、調解。張東蓀得令，當即表示甘效犬馬之勞，在和傅作義會晤過程中，使出平日在政治場上練就的捭闔、鉤鉗、轉丸之術，縱論天下大勢與傅氏之處境和所選之道路，終於迫使對方放棄了繼續抵抗的念頭，老老實實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編”（南按：這是建國後人民政權對傅作義及所屬部隊的明確性政治定語，不是社會上流傳的所謂“起義”，更不是“和平起義”等定語）。毛澤東事後在頤和園一次會議上當著許多人的麵，豎起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這是張先生的功勞！”張東蓀後來也頗為炫耀地認為，北平這座千年古都免遭戰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黃波《一個卷入“叛國案”的學者》，載《文史天地》，200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