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於世事、書生氣十足的張東蓀，在對待此事的問題上，真可謂是“皇上不急太監急”，其荒唐幼稚程度可謂無以複加。為了向美國特務王誌奇顯示自己像當年身佩六國相印的蘇秦那樣“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以及在中國政界呼風喚雨的分量與能量，情急之下，張東蓀貿然將當時尚屬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和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用筆勾出交與王，令其轉美國國務院參考。張後來意識到王的身份，斷絕了與王的聯係。但王不久被中國公安部門逮捕，交代了與張東蓀的聯絡經過。
就張東蓀而言，當時身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卻幻想依靠個人的力量和聲望來打通中美關係，並私自傳送國家機密文件於對方，可謂愚蠢至極。其中的道理哪怕一個放牛的牧童都能明白，但張東蓀竟置新生的政權於不顧，膽大包天且不免有些稀裏糊塗地做了，可見張此時已術窮智昏，失卻了一個正常人的理性。張的錯誤性質也由“一親四反”（親美和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的“封建買辦、投機政客”上升為“叛國”和“美國特務”，並從“思想改造”的對象和全國“反動標兵”轉變為“叛國罪行”的大奸佞了。
盡管如此，令時人和後人倍感困惑不解的是，張東蓀並沒有以“叛國”“特務”或“漢奸”“工賊”的罪名遭逮捕法辦。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對北京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中批示道：“彭真同誌：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出版）在《文稿》的注釋中說：“張東蓀，原為燕京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抗美援朝時因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委員職務，但從寬處理，不逮捕法辦，並照發工資，隨後民盟中央決定開除他的盟籍。”1952年8月7日，毛澤東約見梁漱溟，談話完畢後，梁受張東蓀之托，向毛澤東求情。梁漱溟說：“張的為人聰明特出，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張亦是奔走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作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對張‘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毛澤東回答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譜》，第206頁，廣西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張東蓀後來是如何檢討的，外人不得而知。據說“東窗事發”後的張東蓀仍認為自己是好心辦壞事，或根本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自己是出於讓中國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才犯下大忌，進行所謂個人外交的。因而他拒不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更不承認加在自己頭上的“叛國”“賣國”和“美國特務”等罪名，隻是自請處分於無意中泄露了國家機密之事。但此一時彼一時，這個時候已由不得他了。毛澤東親自出麵，把張定性為“壞分子”。隨後，對於張東蓀的所作所為，“世人皆曰殺”，民盟中央的幾位掌權者一看政治風向對“第三大黨”頗為不妙，立即撤銷了張東蓀的一切職務，並成立了由章伯鈞、羅隆基、史良、胡愈之、許廣平、曾昭掄、吳晗等人組成的審查小組，指控張“出賣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軍事機密”“掩護美帝特務活動”等罪行，同時一並清算舊案：在抗戰期間“領取汪逆組織津貼”“與國社黨、漢奸頭子（南按：張君勱）共提賣國提案”“解放後還企圖幫助戰犯張君勱混入新中國進行其陰謀活動”等，最後經張東蓀“民盟同誌”討論，又給他戴上了一頂“漢奸”的帽子，開除盟籍，張東蓀的政治生涯自此正式告終。
關於張東蓀案件的內情，千家駒在他1985年寫的回憶錄《七十年的經曆》中，曾單列一節專門做過介紹。據千氏說：“我曾受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張東蓀的叛國材料，並起草民盟開除他的報告書，因此得以見到全部檔案材料和張東蓀的親筆信件，故對諸案經過知道得比較清楚。事隔多年，雖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節相信是不會錯的。”根據千家駒的說法：“據王某招供，當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張東蓀送了一份名單給美國國務院，凡他認為將來可以與美國合作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都做了記號。有的是雙圈，有的單圈。又當我國政府決定抗美援朝時，他把消息透露給王某，並叫他趕快離開北京去香港。凡此種種，人證物證俱在，這是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敵賣國的行為。”（轉引自《逝去的年代》，謝泳著，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出版）千家駒之回憶並沒有引述原始文件，這就不免帶有那個時代對已被當政者定為“異己分子”落井下石，並進一步踏上一隻腳的政治色彩，不足為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