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的長孫張鶴慈（張宗炳之子），1963年在北京師範學院讀書期間，與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幾個原高幹子弟學校——北京101中學的同學搞了一個“X詩社”，經常寫詩並議論政治，其活動被公安部門偵知，立捕。經審訊關押後，除郭世英沾了他老子郭沫若的光，被“勞教”處理外，其他幾人則以“X反動集團”的罪名判刑“勞改”。張鶴慈被押往天津茶澱勞改農場勞動改造，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爆發，複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重懲處。又過了十六年，滿頭白發的張鶴慈才結束了勞改生涯，走出監獄大門。
張東蓀另一位孫子張佑慈（張宗穎之子），其父母於1966年雙雙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十五年。1978年獲“平反”被無罪釋放時，已在監獄度過了十二個年頭。
縱觀張氏家族的命運，可謂血淚交織，悲慘淒絕。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其妻在監獄中度過了一年。三個兒子有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其真實情況和“犯罪”細節，局外人竟全然不知，就連當年具體的偵查、辦案人員，後來也出麵證明不知他們一家“為啥子都一個個自殺和進去了”。其間的荒謬真是令人欲哭無淚，後人能聞知的隻是一個曾經名動公卿、顯赫一時，好“玩政治”的高級知識分子及其整個家族，像夢一樣瞬間走向毀滅的淒惋故事。
[30]《致陳蘊珍（蕭珊）二封》（1954年6月19日），載《穆旦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32]《鑽石婚雜憶》，周一良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
[33]1960年，落魄的原燕京大學哲學係主任張東蓀好友、史學大師鄧之誠去世，孤零零沒人吊唁，張氏想起1949年年初，在國共兩黨間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協調後，多元民主聲音在新中國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較，不勝感慨，遂寫下七言律詩追悼至友，並言感慨“人間熱淚已無多”（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出版）。
[35]巫寧坤攜妻兒老母來到位於北京西郊那所學院，開始尚算平靜，1957年9月1號開學之後並未上課，而是停課搞“反右”運動。巫寧坤稀裏糊塗地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麵對禍從天降，巫寧坤自是不服，找學校的毛校長理論。想不到這位女校長半躺在椅子上抽著一支香煙，慢聲慢氣地說：“巫寧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體會到你有多麼幸運。如果你對國民黨犯下了你對共產黨犯下的罪，你會被槍斃，絕對沒錯兒。”巫氣得幾乎吐血又毫無辦法，隻得自認倒黴。1958年4月17日下午，巫被送到了北京南城半步橋監獄，與小偷流氓和各單位送來的“右派分子”一起關押。6月11日深夜，幾百名“右派”被揪上一長溜公共汽車，由前門火車站登上武裝押解的悶罐“專列”，運往黑龍江省小興凱湖上沼澤遍布的勞改農場，自此巫與其他“右派”開始了嚴酷的勞改生涯。1960年10月26日，巫寧坤等又被武裝押送到河北省清河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勞改。此時正是中國遭逢中共文件上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全場的勞改犯都陷入了更嚴重的饑餓。一名年輕的“右派”俄語教師由於長期便秘得了腸梗阻，差點喪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腫，時有人死去。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從家鄉送來了高價購買的一包烙餅，同房中一個搞中國古典文學的姓劉的“右派”已極度浮腫，見到巫的烙餅，頓時兩眼放光，遂用優美的柳公權字體給巫寫了一張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還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巫寧坤看罷，悲從中來，心中發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慨歎，悄悄遞給老劉一張烙餅。第二天，病重得幾乎難以挪步的老劉被轉移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裏去了。分手前，老劉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對巫寧坤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巫寧坤說：“別掛在心上，老劉，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就把你的柳體字借條裱起來做個紀念。”第二年5月的一天，巫寧坤奉命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坑剛挖好，就看到一匹瘦馬拉著一部平板車慢慢走來。快到眼前時，巫寧坤看到車尾一個草墊子下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他掀開草墊一看，大驚失色，原來是老劉！巫以淒惋傷感的心境含淚將老劉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