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盛事久成塵
南開大學的政治風暴波滾浪湧，作為“文革”發源地的北京大學更是濁浪滔天，愈演愈烈。
就在陳夢家自戕兩個月後，與他並駕齊驅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曆史學家，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北大曆史係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向達也命赴黃泉。
抗戰勝利隨校複員回到北平的向達，與其聯係最多，也是最令向達欽佩的學者就是蟄伏於南國的陳寅恪。當中共即將全麵翻盤之際，向達一直掛念著身在嶺南的陳寅恪，而陳氏也關注著這位老友的命運。1954年，向達出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長，就是汪篯南下廣州晉謁、勸說恩師北返時，陳寅恪通過汪向北京方麵推薦的結果。當時陳對汪說過如下的話：“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點，向達對此素有研究”[1]雲雲。後來向達果然擔負起了組織國家級的中古史，特別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開始的前兩年，即1964年3月，向達專程赴廣州中山大學晉謁陳寅恪，就他正在進行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涉及梵文的問題向陳寅恪請教。因為當時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盡明了，而深諳十幾國外語特別是中亞古文字的陳寅恪顯然要比向達技高一籌。此次南行是向達自費而來，當時向達服務的學術機關主要領導人不同意出資讓其去拜見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但向達以湖南人的倔強脾氣，知難而進，終得成行。陳寅恪的名聲光照日月，向達的名氣也冠蓋學界，兩位大師級史學巨擘在嶺南這塊潮濕之地的會晤，在中山大學引起了震動。為此，中大曆史係不失時機地專門安排向達做了一場《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並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與激賞，陳寅恪與向達之間的友誼也再次得到升華。分別時，已很少作詩贈人的陳寅恪於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首絕句相贈。其中最後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2]
陳寅恪這個“八十身猶健”的夢想與祝願最終成了空想，向達不但沒有活著看到那一天的到來，且先於陳寅恪而去。
因有全國“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開始，向達就被北大造反派列為最早登上“鬥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無情的批鬥、折磨與汙辱自是不在話下。與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鬥鬼台”被“點將”，還要拖到其他地方批鬥。有一段時間，向達被紅衛兵命令在毒日頭下跪在曆史係辦公室二樓陽台欄杆外狹窄的平台上接受批鬥，期間幾次差點從空中摔到地下斷送性命。因此地狹小，不易展開大規模行動，後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園內寬敞之地讓更多的革命者批鬥。許多年後，曆史係教授鄒衡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坐’（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像過去給我們上課一樣老是不敢（實際上已不能）抬頭……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3]
原本體質強健，“常以鐵漢自詡”[4]的向達，到了此時還暗中囑咐秘密前來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5]雲雲。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噴氣式飛機”之後，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國各地到北大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在撿拾過程中突然暈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時救治，腎嚴重衰竭。9月底，向達和曆史係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勞動，晚上寢室門被反鎖，包括夜間出門上廁所之類的活動一概得不到批準。向達的腎病越發嚴重，全身浮腫，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滿地打滾，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監工的紅衛兵仍不準送醫院救治，隻是轉入校內“勞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在極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終年6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