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北京大學，沒有因為汪篯、程賢策、俞大絪、向達等教授的自殺和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愈演愈烈，被關押和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園內十幾個審訊室同時挑燈夜戰，開始“審訊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組，陸續進駐北大的造反派們組成一個個聯合審訊班子，將提審對象拉進審訊室先是一頓耳光加拳腳伺候，而後開始審問，此為“敬酒”。幾句話之後，開始動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著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細的銅棍，據說這種東西遠比皮鞭打下去紮實，傷其筋骨而又不傷皮膚。打的時候，常常是剝光衣服，不論男女，此為“罰酒”。如此反複折磨、蹂躪，許多“反動學術權威”決定以自殺的方式早日解脫，這種想法像傳染病一樣在燕園流行開來，跳樓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加，有幾幢教學樓成為鬼氣迷蒙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學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幾個月內，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殺，而自殺的方式各不相同，據北大教授季羨林晚年回憶說：“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誌在必死，在水深隻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裏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係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6]
據後來研究者統計，當年知識分子自殺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殘手段外，跳湖、跳河成為一大頗時髦的特色，其慘烈之狀尤以風暴中心北京大學為甚。1968年8月，北大圖書館係講師、中共黨員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校內28樓出走，次日晨，被發現死在校內紅湖遊泳池內。校工宣隊對外公布說：“經法醫檢查，是投水炸肺自殺。”
這段瘋狂歲月所釀成的人性喪失和人類悲劇，正如鄧小平女兒毛毛所做的描述：“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竟然變成了法西斯的集中營，變成了血腥暴徒們施虐的場所。在這裏，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鬥、批鬥、刑訊中致殘、致死。一位教師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覺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樓、服藥、割腕、臥軌、觸電什麼方法都用過了，反複自殺。一位反對聶元梓的學生，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簽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黨委書記、校長陸平被用鋼絲纏捆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讓其承認是‘假黨員’、‘叛徒’。著名哲學家馮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殺。以上這些，僅是例舉。‘文革’期間，在北大，武鬥中打死三人，教職員工和學生被迫害致死六十餘人，其中包括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等諸多享有盛譽的一級教授。”[7]
毛毛所說的翦伯讚，即北大曆史係主任，後來一度出任過副校長的著名馬列主義曆史學家翦老。當“文革”導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點燃後，麵對躥動的火苗，翦伯讚不明底細，還以為自己身處國民政府統治的言論自由時期，遂稀裏糊塗地以盟友加“鬥士”的身份跳將出來為吳晗辯護，並對前來采訪的《文彙報》記者說：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牽強附會，態度極粗暴，完全是對吳晗的誣蔑和陷害等。沒過多久，騰起的烈火就燒到了翦伯讚本人身上，並以“黑幫分子”兼“反動權威”被揪出來批鬥。1968年10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雲雲。此時已駐進北大的軍人宣傳隊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頭撞牆的翦伯讚傳達“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夫妻倆住樓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師傅住樓下，在照顧其生活的同時負有監視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