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傳真
作者：郝稷
曆史的餘香總是喜歡在黃昏裏暗暗浮動，輕輕地逗引著思緒，即便身處異國他鄉也不例外。一天黃昏，我來到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學院，進入一樓的利瑪竇展廳。目光落在那幅1602年的世界地圖上，想象便在餘暉中緩緩掠起，掠過時空四百年的枝椏，飄向一個名為大明國的地方。彼時，那個王朝的餘暉依舊緩緩轉動，生命的光從空隙裏透射進來，照亮了這張地圖。
眼前這張地圖，身後拖曳的正是一段長長的沉默，而在沉默的另一端我們依稀可以聽到曆史的回響。1583年，對於耶穌會來華傳教士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在曆經坎坷磨難後出現了峰回路轉，他們終於獲得在肇慶居留的權利。利瑪竇與他的世界地圖也正是在此期間以極其偶然的方式切入曆史敘述的脈絡。當時前來肇慶教堂會所拜訪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會錯過那懸掛在牆上的世界地圖。對於這樣一副與中國傳統認知迥異的世界呈現，他們的好奇心被極大地激起，想對其做進一步的了解，然而地圖上的歐洲文字卻使這種好奇望而止步。肇慶知府王泮是其中的一員，他所扮演的教會保護人的角色使這種好奇得以延伸和滿足。他請利瑪竇將地圖譯成中文，並準備將其刊印，從而為剛剛立足的耶穌會廣攬眾譽，對此利瑪竇自是欣然相允。在此之前，尚在澳門的利瑪竇就已經對中國地圖有所了解：“前此中國人亦自刊刻輿地圖誌多種，然僅以中國之十五行省居圖之中部，稍以海繞之，海中置島若幹，上列知聞所及諸國之名，合諸島之地，廣袤不及中國一小省也。彼等既以為世界惟中國獨大，餘皆小且蠻野，則欲使彼等師事外人，殆虛妄而已。”最後一句頗為關鍵，想讓自視為天朝上國的臣民俯首師事外人，必須要改變他們眼中的世界布局。世界地圖的繪製可以一展當時歐洲學者精深的測繪之術以及豐富的地理知識，為其贏得特定專業領域內的美譽，並成為中國人學習與效法的對象。萬曆十二年（1584），兼具西式繪畫和漢文的《山海輿地圖》刊刻問世，一邊是王泮對此圖的珍視，“藏其版於所居，不願以印本傳售，而乃以饋贈中國要人”，一邊是利瑪竇自豪而欣慰的笑容。1584年版的肇慶版地圖開始了它在世間的流傳，並在多年後與利瑪竇發生了戲劇性的相逢。1598年，王忠銘尚書在友人應天巡撫趙可懷饋贈的禮物中意外發現了肇慶版地圖的拓本，他立即想起不久前利瑪竇讓他大開眼界的世界地圖。二者十分相似。曾受壓抑的大國自豪感立即強烈反彈，他迫不及待地將利瑪竇招來觀看，並當眾揚言，“君昔於地圖中表示世界各部及其他各物，然中國固有人早知之矣”。措辭彬彬有禮，其言下之意不過是告訴利瑪竇，你先前顯擺的那點玩意兒，我們中國早有了。然而利瑪竇卻一眼看出，其原圖便是自己多年前在肇慶繪製的《山海輿地圖》。原來趙可懷從利瑪竇友人王玉沙手中得來該圖，一見傾心，並將其鐫刻在當時姑蘇驛的石碑上。萬曆十二年肇慶版《山海輿地圖》的原來模樣已經被曆史的幕布遮住，雖然王泮曾將其不斷刊印並贈送友人，利瑪竇曾將其遠寄歐洲，我們現在所能感觸的隻是先前文字裏遺留下來的熱鬧，而昔日熱鬧中的主角卻被擋在了幕後。姑蘇驛的石碑在民國時已經蕩然無存，洪業先生托人到蘇州查訪，最終也是一無所獲。或許有一天，那曾將其禁錮於黑暗深處的曆史之海，會在時間潮汐的作用下，再次將它衝上人們駐足的沙灘，得大光明。
肇慶隻是利瑪竇與世界地圖故事的開端，此後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延伸，南昌、蘇州、南京、貴州乃至當時的首都北京都成為上演的場所，刻板也逐漸增多。展廳內呈現於眼前的這幅地圖正是1602年在北京刊刻的《坤輿萬國全圖》。1601年利瑪竇曆盡周折來到北京人覲，並結識了後來被譽為中國聖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李之藻為浙江杭州人，明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時在工部任職，最終受洗，而促成其皈依基督教的一個重要因緣便是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對李之藻有這樣的描述：“他青年時雄心勃勃要對整個中國作一番很好的描述，並繪製十五省的精確地圖，這對他就意味著全世界。當他看見利瑪竇神父製作的世界地圖時，就十分驚歎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識豐富，從地圖中得到良好的啟發，盡管對真理的理解還不充分。於是他馬上跟利瑪竇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為的是學習地理，他把公餘都與來鑽研它。”世界地圖呈現的新知識與景象極大吸引了才華橫溢的李之藻，他不久便與利瑪竇一起投入了重繪世界地圖的工作，於是產生了1602年版的《坤輿萬國全圖》，這一版的地圖是諸多版本中影響最大的，也是流傳最廣的。不久，萬曆皇帝在看到這一地圖後非常喜歡，降旨要求準備十二幅絹本世界地圖，以供欣賞，並分賜他人。在那個年代一張地圖能夠上達天聽，其影響不可謂不大，該版地圖多次印刷，人們爭相購置，有數千本之多。此外，在1602年刊刻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即刻工瞞著利瑪竇等人私梓一板，而且大小完全一樣。這一官方盜版的動機估計並非是某個刻工獨具隻眼，對該地圖在近代地理學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麵所具備的獨特價值洞若觀火，從而不惜身背侵犯知識產權的罵名，要為確保地圖在後世的流傳創造有利條件，市場需求和可觀的利潤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利瑪竇後來知道並在劄記中描述了這一情況，沒有義憤填膺和委屈，隻有暗自的欣喜，畢竟此種行為是對利瑪竇辛勞與才華的肯定，並在客觀上促進了世界地圖（包含了基督教義訊息）的傳播，盡管在方式上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那份欣喜含蓄地隱藏在一絲遺憾的背後，他寫道，即便同時有了兩個版本，仍然“不足以應求者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