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成書時間是清朝，揭露科舉。這有點兒像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西班牙的《堂吉訶德》，諷刺這個社會的基礎。歐洲的社會基礎是騎士，中國的社會基礎是科舉製度。他就諷刺這個，範進50多歲中舉，不容易啊，最後還瘋了。
《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一輩子參加科舉，70多歲了還提著考籃進考場，他就沒吳敬梓看得開。蒲鬆齡借寫妖狐鬼怪批判社會，他筆下的妖狐鬼怪很多，這就有強烈的諷刺意義了，所謂的正人君子還不如妖狐鬼怪呢。他最大的成就是便宜了今天說相聲和評書的人，單口相聲裏麵好多段子都是從聊齋裏來的。
明成祖時，解縉主編的類書《永樂大典》是我國現存最大的類書。兩萬多卷，11000多冊，現在存世的是300多卷，中國有200多卷。這部書是抄寫的，不是印刷的，原本與正本皆毀，副本不斷散失。據說原本有可能在十三陵的長陵裏麵，跟永樂皇帝一塊兒埋了，這是他個人的功績。所以長陵不敢開發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怕有《永樂大典》，一挖化成灰了。當年定陵一挖開，龍袍就成麵了，今天看到的都是後來修補、仿製的。20世紀50年代非要挖皇陵，現在皇陵絕對不能挖，什麼時候高科技了再想辦法。而且挖也沒用，也不能把東西賣了，還得建博物館弄武警看著，累不累？還不如在土裏埋著呢。
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也是類書。什麼叫類書啊？像今天的網站就是電子類書，我想查康熙帝，Google一敲出來一大堆，《清史稿》上怎麼說，《我們愛科學》上怎麼說，《上下五千年》裏怎麼說，所有跟康熙有關的事全有。他腳板底哪個大一圈、身高三圍多少，沒準兒都能給搜出來。
乾隆帝時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包含經史子集。經是儒家的著作；史是曆史著作；子就是諸子百家，包括僧道；集是文學作品，比如李太白集或者蘇東坡集。書成之後，也沒有印，在全國找了幾千個毛筆字寫得好的人，花了十年抄了七部。其中四部分別放在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東北沈陽故宮的文溯閣。南方還有三部，分別存放在杭州、鎮江和揚州。七部《四庫全書》，今天現存四部半，鎮江的鴉片戰爭給毀了，圓明園的二次鴉片戰爭給毀了，杭州的剩了半部。現存的四部半，三部半在大陸，一部在台灣。紫禁城文淵閣那部在台灣，那部是最好的，皇上要看當然看最好的。現在國家圖書館放的那部是從避暑山莊運來的。《四庫全書》號稱中國文化史上的萬裏長城，兩億四千萬字，一個人一輩子看完是不可能的。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就抄了七部，使用價值很小。
洋人的小聰明
16世紀後期，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3]來華。當時正趕上歐洲文藝複興，新教興起，天主教勢力衰微，耶穌會想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弘揚正教，歐洲人不信教了，我找別的地方的人信教。開辟新航路，也有傳教的目的在內。所以，他們來到中國。
利瑪竇先到了澳門，明朝實行海禁，想進入中國，中國不讓進。這個洋哥們兒聰明，學漢語，穿漢服，讀四書五經。一給人遞名片都是西儒利瑪竇如何如何，用儒家的經義解釋天主教的教義。中國人一看原來儒教聲名遠播，歐洲人都信我們，好，那跟你玩吧。但他需要得到皇帝的批準才能傳教。皇帝怎麼見？明神宗萬曆皇帝整天在床上數錢，所以得給皇上找點兒新鮮玩意兒。
利瑪竇來華，向萬曆皇帝敬獻了《坤輿萬國全圖》，當時的一幅世界地圖，繪製得相當精美，還有八音盒、自鳴鍾、懷表。皇上沒見過這玩意兒，連眼鏡都沒見過。獻上這幅地圖的時候，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們沒在大地的正中央，周圍也不是蠻夷戎狄，而是很多文明程度不在我們之下的國家。當然，利瑪竇為了拍中國皇帝馬屁，以東經160度經線作為地圖的中心，這麼一畫，中國還是在中央，歐洲在左邊，美洲在右邊。這種繪製地圖的方法，我們沿用到今天，全世界隻有中國這麼畫世界地圖。外國的世界地圖以零度經線為中心，美國在左邊，中國在右邊。
利瑪竇討得皇上歡心，就開始在中國傳播學問，以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開始引進西學。那時候中國的法律很“強盜”，規定洋人不準來，來了就不準走，所以這些洋教士最後全都死在中國，埋在北京市委黨校院裏。
中國西學東漸之前，上一次大規模引進的外來文化是佛教，佛教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天主教，明清時候的中國人就不像漢唐時候的中國人對佛教那麼瘋狂。我們已經發展幾千年了，佛教進入中國的時候，是中國最欠缺終極關懷的時候。天主教就不行了，特別是後來羅馬教皇發表詔諭，不允許中國的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在中國要不拜天拜祖宗拜孔子，那還是人嗎？清明節給祖宗磕頭你不磕？幾千年下來都這麼幹的，你說不能這麼幹，那你在中國就沒法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