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長前，開校務會多半講英語，預科教務會更是全部講英語，不懂英語的中國教授像聾子一樣坐在角落，痛苦萬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後，教務會發言一律改為國語。外國教授反對，蔡元培針鋒相對地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講中文？從此，大會發言，一律說國語。蔡元培任校長期間的北京大學，可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專製，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新文化運動反對愚昧，愚昧是產生專製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愚民政策，因為秦始皇懂得知識越多越反動。新文化運動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舊道德是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道德，孔子真可憐，一會兒被人捧起來稱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一會兒被扔到地下，踏上一萬腳，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國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認為是與儒家文化價值觀決裂的兩個分水嶺。1898年的改良運動，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級知識分子在製度變革上的一次嚐試。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標誌的徹底的‘新文化’思想運動，也被看成是對傳統道德和社會秩序的一種攻擊。後一運動的領導來自中國新近現代化的大學和中學。除了反對帝國主義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清除了過去中國封建遺留物的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已明顯地從對傳統價值核心的懷疑，轉向對它的徹底否定。”[11]
請說大白話
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胡適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中國古代，文盲比較多，庶民好多讀不了書，就是因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數人壟斷。其實咱們老祖宗是非常聰明的，如果用白話文寫東西，口語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後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寫的東西，文化的傳承就斷了。電視劇《最後的王爺》裏說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話，有些東西就聽不懂了。所以老祖宗發明用文言文寫文章，用白話作為日常交流用語，這樣讓文章千載流傳下來，曆朝曆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聖旨就用大白話，充滿當時的俚語俗言，而且非常口語化，讀來饒有趣味。因為他沒文化，或者他成心給老百姓寫白話。下麵這則聖旨，是朱元璋給戶部下發的清查登記戶口的指示：“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隻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這道有趣的聖旨，看來是朱元璋親自寫的。如果讓身邊的官員代擬，肯定是文縐縐的，不會如此直白。
這聖旨一念，老百姓都高興了，這皇上跟我們說的話一樣。古人寫的那些筆記，也多是白話，道光召見大臣，正事說完了，跟皇帝聊天，聊了天後，把皇帝說的話給記下來：卿幾刻進宮？家有幾子？當未當差？就是咱們現在講的上沒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適先生認為言文應該一致，胡先生牛到什麼程度？他本人是哲學博士，另外，一生獲有35個榮譽博士學位。時間跨度從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至1959年。按學科分：法學24個，文學9個，人文學1個，不明學科1個；按國家和地區分：美國31個，加拿大2個，英國1個，香港1個。胡先生的博士學位有很多是名譽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譽博士要比你實際讀下來的高，你都沒有在我這兒念，我就給你一個博士，那就證明我認為你夠格。劍橋大學授予金庸先生名譽博士，然後金庸還在那兒讀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劍橋的名譽博士了，你還讀什麼？胡先生這麼牛的一個人，他到北大去告訴大學生，我們要寫白話文章，大學生們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