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海外悲悼
在東京,蕭紅與黃源的夫人許奧華(筆名雨田)同住,地址是鞠町區富士見町。
滿街生硬單調的木屐聲伴著蟬鳴。華女士一早去了圖書館,蕭紅陷入異鄉的寂寞中。語言不通,飲食住宿又不習慣,無聊的感覺比初到上海時還甚,“真像是充軍西伯利亞一樣”。
蕭紅惟一的安慰是弟弟。她一到東京,就給張秀珂的住處寫信,約定第三天下午6點在某飯館見麵。那天,蕭紅5點即等在那裏,還穿了一件醒目的紅衣裳。最後蕭紅失望了,早過了約定時間,還未見弟弟身影。蕭紅不甘心,第二天趕到神田町弟弟的住處,看到了那座小房子。不知是不是語言不通而誤了老人的意思,一位日本老太太告訴她,張秀珂月初就離開了東京,蕭紅真是失望得很。她又不知從哪裏得來的消息,聽說日夜盼著會見的親弟弟張秀珂,竟然在她啟程上海的16號,坐船從日本回東北了。而這是個誤訊,張秀珂並未離開日本!張秀珂來日本留學已半年多,他是知道姐姐來日的消息,隻是“未敢去找她,怕特務發覺”。這樣,姐弟倆同在日本近半年,人若參商。秀珂到年底回東北又去了上海,比蕭紅回上海早了兩個月。
8月底,許奧華因黃源父親病重,無經濟支助被迫回國,蕭紅更陷入孤寂中。9月中旬,她進東亞學校補習日語,想借此能擴大交往,看懂一些日文譯的世界名著。
蟄居生活湧起思鄉的情愫,她寫了《紅的果園》、《王四的故事》、《牛車上》、《家族以外的人》、《亞麗》等小說,故事背景除《亞麗》外,都是以呼蘭小城為發生地。《家族以外的人》寫有二伯的萬餘字故事,後來成為《呼蘭河傳》中的一個章節。
在日本,她與黃源、孟十還通信,主要是談稿子的事,朋友勸她回國,她堅決辭謝了。與蕭軍一直有書信聯係,她表示過:“我沒有家,我連家鄉都沒有,更失去朋友,隻有一個他”。她給蕭軍的信充分表現出“愛恨交加”的心態。信中,她關心對方的衣食,關心他的劍┑,甚至提醒他不要睡硬枕頭,以免碰壞了腦神經,體現出她善良的“妻性”。
。國主義控製下的日本,環境比國內還要壞,但蕭紅忍著,忍受孤獨、寂寞,忍受頭疼、胃痛,忍受日本刑事的幹擾,卻反複表示決不回去!蕭軍罵她:“混賬東西”,叫她“滾回去”,對這種關心,她還是表示要在日本挺下去。
10月,她讀到蕭軍寫的《為了愛的緣故》,她才知道,她的戀人為了拯救一個危難中的女子而放棄了去參加武裝抗日。她震驚了,“因為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原來她在對方的心目中是那麼渺小、自私,原來她的“幻覺”“苦杯”都是錯的,她和他矛盾的“根源——就是為了一個人的打算,還是為多數人的打算”!好像是自己扯了人家抗日的後腿。就此蕭紅莊嚴聲明:“從此我可就不願再那樣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過去,她一直“感情勝過理智”,現在她開始理智了,從夢幻中清醒了,知道他們之間的分歧,除了感情外,還有更嚴肅的東西。1937年5月,她曾又一次對此表明了態度:“此時我並不過於自責:為了戀愛,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從前,我也這樣想,可是現在我不了,因為我看見男子為了並不值得愛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也忘了性命。”這兩個人還靠什麼在維係兩人的世界呢?從結合之始,紅燈就在頻頻閃亮。
蕭軍8月初去了青島,10月下旬回到上海。正當蕭紅聲明不妨礙別人要為“多數人打算”時,蕭軍卻為了愛的緣故,與密友的妻子發生他自己承認的“短時期感情上的糾葛——所謂‘戀愛’”。
蕭紅顯然聽說了此事,11月,她寫信告訴蕭軍,“我現在隨時記下來一些短句”,但不準備給他看,而是要給他們的密友黃源去看。這是些什麼短句呢?1937年3月,她以《沙粒》為題,把34首短句發表在《文叢》1卷1號上,又一次把情感的危機公之於眾。“此刻若問我什麼最可怕?我說:泛濫了的情感最可怕。”1932年,她困在東興順旅館,與蕭軍產生短暫的熱戀後,她曾乞求:“教我們那一點愛,與時間空間共存吧!!”為這一點愛,僅僅四年,她痛苦了四年,悲憤了四年,這種愛還能維持多久呢?這是什麼質量的愛?這叫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