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困惑與喜悅
蕭紅為人率性，不喜做作和遷就。然隻念到初中，長期以來交往的麵一直都比較狹窄，直到武漢後才有改觀。在重慶複旦，她結識了一批大學教授，到香港後，又是一批以文協成員為代表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此，她似乎一時難於融入其中，也許是她的知識底蘊限製了與那些人的攀談和交往，往往給人“很平靜，平時不太愛說話”的內向印象。其時，她是渴望交往和理解的。因此初到香港一段時間裏，一切都與她在內地的環境、氣氛、思考方式的不同，加上沒有熟人和朋友，除了端木蕻良，幾乎失去了可以知心的交流環境，於是有了初到上海和東京的那種寂寞感。
初到香港，她給在延安的白朗寫信，就說過，“在這裏我沒有交往，因為沒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感到寂寞”。她給華崗的信中也提到“香港的朋友不多”。
可見，她初到香港感到寂寞，是因為“沒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與之交往，而她又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她在１９４０年６月給華崗信中提到這種寂寞的產生原因，她說：“我們中國人，是真正的純粹的東方情感，不大好的。”她舉例說，兩個朋友五六年不見了，本來一見之下，很難過，又很高興，是應該立刻就站起來，互相熱烈的握手。但是中國人則不然，有快樂不要笑，有痛苦不要哭，故意壓抑著，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甚至莫測高深的樣子，好像根本不是分手５年未見，而是根本就沒有離開過一樣。對這種相互矜持，非常“名士”化的交往，蕭紅很是無奈。
在上海時，魯迅先生曾這樣提到：到一個新地方，“覺得寂寞，這心情是有的，原因就在上海還是一個陌生人，沒有生下根去”。他還提到，北方人爽直，南方人文雅。所謂文雅，是指交往中“曲曲折折”不直截了當，而北方人的爽直在南方這種環境中，住得久了也要有些變化，“除非不和社會接觸”。所以要尋找推心置腹的朋友，可遇而不可求。
香港雖然一時還是和平之域，在戰爭這個大環境中，當然時時能感受戰火影響，況又失去家鄉、親人，令人無法舒心。所以即使有知心朋友，大家還是感到壓抑和心寂，除非你心中沒有祖國。蕭紅除了對城府和壓抑的東方情感持否定態度，她對中國人又一種不負責的“隨便說話”持批評態度。
由於離開重慶的匆忙，蕭紅和端木蕻良臨走前許多人未來得及告別。到了香港以後，或是朋友，或是工作關係的同事，他們紛紛去信作了解釋說明。一些關係已疏遠的就算了，其中就有胡風。然而胡風卻很熱情，給上海許廣平寫信，說蕭紅和端木蕻良“秘密飛港，行止詭秘”。消息傳來，蕭紅和端木蕻良都很氣憤。對胡風的這種行為，蕭紅當年有很精辟的分析，她說：“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誣陷。但是這種話說出來，對人家是否有好處呢？絕對沒有，而且是有害的。中國人就是這樣隨便說話，不管這話輕重，說出來是否有害於人。假如因此害了人，他不負責任，他說他是隨便說說呀！中國人這種隨便，這種自由自在的隨便，是損人而不利己的。我以為是不大好的。”
胡風的行為嚴重地傷害了蕭紅，令她坐立不安地度過兩個鍾頭，心情非常痛苦。她身體本來就不好，但怕“想出毛病來”隻好采取“隨他去吧”的態度的。豈料，胡風到了８０年代，還不依不饒地舊事重提，話裏帶話，不管這話“說出來是否有害於人”。他借《悼蕭紅》，說“她忽然沒有告訴任何人，隨T（指端木蕻良）乘機去香港了。她為什麼要離開當時抗日的大後方？她為什麼要離開這麼許多為她熟悉的朋友和群眾？而要到一個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語言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沒有誰能知道她真正的目的和打算地？這樣她就和我永離了，她的心情我們就無法知道了。”胡風忘了，僅僅幾個月後，１９４１年他也跑到了香港，到了這個“不熟悉的，陌生的，語言不通的地方”。
對於這種近乎謠言的“隨便說說”，早年魯迅在給蕭紅的信中就提出過看法，他說：“中國是古國，曆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裏，處世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辦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６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