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呼蘭河傳》，傳世之作誕生
１９４０年夏，蕭紅完成《馬伯樂》後，創作勁頭絲毫未減，手不停筆，又在構著一部新的長篇。７月２８日，她在給華崗的信中透露了這個重要的信息，即她打算在８月份“寫完一長篇小說”。既然是“打算寫完”，說明這部小說早已在寫作之中，很可能在重慶時已經在寫，而此時已到了快殺青的程度。據信中所寫，這部小說是寫她的一個同學，“因為追求革命，而把戀愛犧牲了。這書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和她的男友都是“革命者”，“因為彼此都對革命起著過高的熱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劇在一開頭就已經注定的了。”
蕭紅在透露內容時，提到華崗在重慶一家餃子館講的“故事”，那實際上是華崗談到他當年與葛琴的婚戀。據端木蕻良晚年回憶，華崗告訴他們，與葛琴結婚後，他的興趣轉向政治，而葛琴則在文學，倆人在一起往往爭論一個問題，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樣葛琴常去請教搞文藝理論的邵荃麟。等到華崗被捕出獄，人家已夫妻幾年了，他雖然很痛苦，但彼此又是革命同誌。在重慶，他是黨報主編，邵是黨的左翼文藝領導人之一，經常在會上碰頭，華崗常有一種複雜的情感交織心頭。
《馬伯樂》是寫一位以男性為主角的經曆，這部小說則從一位女性的視角來寫，幾乎同時寫不同性別主角的小說，無疑豐富了蕭紅創作的多樣性。可惜，不知何故，這部小說未能麵世，看來我們已無可能再讀到這部小說了。
就在蕭紅談到８月份要完成這部“革命者”的悲劇性小說後，從９月１日，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上開始連載的卻是另一部小說，這就是現在公認是她的代表之作《呼蘭河傳》。這部小說邊寫邊載，到１２月２０日完稿，１２月２７日全部登載完畢。
她怎麼會放下“革命者”小說轉而寫《呼蘭河傳》呢？這裏有一個背景需要提及。
抗戰爆發後，不斷有內地的人來到香港，到１９４０年前後，東西南北的外鄉人如過河之鯽湧入香港，引起費用高潮，住房緊張。熱鬧過後，一旦沉靜下來，濃濃的思鄉、戀鄉情緒，濃烈地發酵，港九報刊雜誌泛濫著各色的鄉音鄉情，這本是很正常的，任誰也攔不住。
蕭紅和端木蕻良都是東北人，且都是生長在封建色彩很濃、又滲入近代思想交合的地主家庭，他們對自己的家族和家庭，有過深刻、甚至苛刻嚴厲的批判。現在，國破家亡，流落在外，他們憂國懷鄉的愁緒，遠比別人來得痛切，來得強烈。別人隻有兩三年的思鄉苦，而端木蕻良是１９３２年，蕭紅是１９３４年，便永遠地離開了家鄉，過著漂泊不定的日子。蕭紅筆下的《生死場》、端木蕻良筆下的《科爾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都深切寄托了對家鄉父老的懷念。１９４１年柳亞子在與他們見麵後，就強烈地感應到他們對家鄉的苦戀。他寫的“長白山頭期殺賊”，“黑龍江畔漫思家”，把蕭紅和端木蕻良當時的心態生動地描述出來。
住在天涯一隅，強烈的思念，把他們帶回了東北故土，於是，蕭紅寫出了《呼蘭河傳》，端木蕻良寫出了《科爾沁前史》。
蕭紅在世，不但生活上有一股韌勁，寫東西也用當時最先進的理論充實頭腦。她的第一篇小說《王阿嫂之死》，充分反映出強烈的階級意識。如果拿《王阿嫂之死》、《生死場》與《呼蘭河傳》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她認識的深化和提高。越來越有意識地，不將階級意識、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簡單化、臉譜化。她不是把被剝削階級當成“天生的革命家”加以拔高吹捧，而是處處注意到刻畫出他們承受傳統社會的重負和傳統精神的桎梏。他們既有人性的善良純樸，也有社會生存中積澱的愚昧、蠻橫。有美有醜，有善有惡，有反抗有順從，有機智有麻木，他們是活生生的，社會中現實體態的人，而不是靠理論捏拿出來的概念人。蕭紅的這種認識是基於她常年參與左翼文化活動，得到魯迅先生的教誨，及閱讀各種讀物的感受和影響。當她在寫《呼蘭河傳》時，又正在認真閱讀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這一部書，蕭紅和端木蕻良從１９４０年八九月間至１９４１年２月，一直在研讀中，這期間正是她寫《呼蘭河傳》的過程，可證蕭紅對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及近現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了解一點兒不比別人差，從這個寫作背景，也就比較容易對《呼蘭河傳》內容的正確理解了。幾十年來，人們囿於她在香港的經曆，被某些人“不負責任”地訛傳，而搞不清她為什麼寫《呼蘭河傳》，於是說悲哀者有之，說寂寞者有之，說小說沒有指明光明前途者有之，說她找不到社會出路者有之，結果，小說被否定，作者本人被貶低，隻有藝術性無法否定，傳世之作成為了“一串淒婉的歌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