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時期的情形，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有過記述：“李濟說百姓們現在都在挨餓。這些年來，他已死掉了兩個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識分子們認為，如果他們是被重視的，或者是當此國難之際，全國上上下下各階層是在同甘共苦的，那麼即使挨餓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親眼看到了如此觸目驚心的不平等現象和社會上層的奢侈浪費。因此，許多知識分子感到心灰意懶，一部分人將會死去，其餘的人將會變成革命分子。”又說：“以上種種印象，僅是從當時所記錄的一大堆材料中間選擇出來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後期已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22]費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莊深受貧病折磨與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麵對一個腐爛的“核心”，苦悶與孤寂得不到緩解，思想越來越滑向另類，最終走上了“棄暗投明”，全麵倒向中共的政治態勢。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也看到和承認這個“核心”的腐爛，但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式的痛恨，骨子裏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
這一政治、思想觀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還有一些複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和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大員還是基金會負責人兼黨國大員朱家驊，或是宜師宜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友誼。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裏，這是極為關鍵的一種關係。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連同林徽因的關照中即可見出，後來傅氏為陳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也是如此。
整個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落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
因了這種關係和緣由，王汎森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態度上不可能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對政治的不滿與批評，驅使他連續轟走兩位行政院長，但他隻是‘禦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當作“禦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學兩界非同尋常的人脈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獨特強悍的處事方式和能力，最後得到了“老大”蔣介石的尊重。蔣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個身心擁護國民政府的因子，對國民黨和政府核心特別是蔣介石本人，越發抱有真誠的希望與幻想，這也就是為什麼傅斯年參政後，一直以“禦史”角色頻頻出現並與當朝“皇親國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輩叫勁對壘的根由。傅當選國民政府參政員之後的一段時間，常在重慶的集會場合對黨國大事發表“宏論”。據他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右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呈義憤狀：“他憑哪一點？”[24]
後來，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蔣介石無可奈何，最後不得不把孔、宋分別從行政院長任上卸下來——當然，這是抗戰勝利之後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對“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黨國政府深以為然，且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觀念，這就決定了他與陶孟和雖同住李莊一隅之地，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宿命。
如果僅是老死不相往來，陶傅之間的關係或不至於鬧到決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這個大鐵鍋裏摸勺子吃飯，筷子與碗的相碰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何況有時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圍繞“進軍西北”事件很快展開。
1941年年初，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朱家驊，電召正在齊魯大學研究所任職的顧頡剛到重慶辦《文史雜誌》。朱要顧去重慶的目的，不專為編《文史雜誌》，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他做邊疆工作。時朱家驊在組織部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顧到後為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這年的10月12日，對“邊疆”問題極為熱心的朱家驊發表了《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一文，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辟一個科學的新天地”，使原已興起的“西北熱”再度升溫。顧頡剛感念朱家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後請了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操作起來。許多年後，石璋如回憶說：“這時政府跟民間都彌漫一股西北熱。民國三十年於右任赴敦煌考察，歸後盛讚敦煌景致，另外也有與我們關係不大的藝術考察團去，而更早些時候張大千已經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紛紛組團去西北。”[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