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軍自7月下旬起,設在外線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陽前線官兵輸送30~40噸的給養。麵對此情,親自指揮此次會戰的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意識到局勢嚴峻,嚴令外線各軍迅速攻擊前進,以解衡陽之危。但在日軍強大炮火與兵力阻擊下,7月20日,國民黨第六十二軍進展至衡陽西南約7公裏處,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軍亦距衡陽不過8公裏處,受到敵人猛烈炮火的壓製,而第十軍於19日夜間派出向第六十二軍方向接應的特務營也遭到日軍伏擊,全部陣亡。蔣介石預計窮一日之力,兩軍各向前推進5公裏即可解衡陽之圍,但這短短的5公裏路程卻如萬水千山,計劃始終未能貫徹,援軍被迫停止。衡陽麵臨彈盡糧絕、城破有日的險惡處境。
生死已到緊要關頭,最後的決戰即將開始。中日雙方皆傾全力投入這場關乎國家存亡的攻守戰。大海那邊的日本天皇翹首以待,密切關注著這場千裏之外的戰事。日軍大本營命令第十一軍全力投入攻城之戰,並調集炮兵、化學部隊配合,以盡快拿下衡陽。正身患痢疾、身體衰弱、焦躁不安的日軍橫山勇中將認為時機已到,不再猶豫,集結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個師團,外加五十七旅團和重炮、化學部隊共11萬餘眾,向衡陽城圍攻而來。麵對日軍的強悍攻勢,國民黨軍事高層人員更加焦慮不安,皆以悲壯的心境注視著這場關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戰。
當此之時,美國派往中國戰區擔任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為爭奪實際上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權,進而支配、統治中國,不惜與蔣介石公開叫板爭雄,並密電唆使羅斯福總統和一些政客,通過美國輿論向蔣施壓,迫其就範,讓蔣介石無條件交出中國軍隊的指揮大權。
由於美國上層對蔣的施壓和輿論對國民黨軍隊的譏諷甚至誹謗,導致蔣介石與中國軍隊蒙受羞辱,國際地位大損,而“敵寇更恣意進攻,徒增我軍民痛苦”[10]。在國勢危於累卵的嚴峻時刻,衡陽之戰的重要性就不隻具有軍事戰略價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關鍵作用。如果衡陽防守能取得最後勝利,則政治外交將隨之逆轉;反之,將雪上加霜,後果不堪設想。7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萬事皆在於己之盡力耳。”[11]
衡陽之戰不僅牽涉中國一地之得失,而關乎華盛頓與尚在緬北指揮盟軍攻擊密支那日軍的史迪威將軍,更關乎整個遠東戰局與政治安穩。5天之後的7月25日,蔣介石取勝之心已變得極度迫切,不惜於暗夜中向天祈禱:“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2]縱觀抗戰八年,手握數百萬大軍的蔣委員長,經過了一次又一次劫難,但如此焦慮迫切之情,從未有過。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縱然他一日發出“十二道金牌”,援軍仍無法打破日軍的阻擊線,衡陽解圍仍是夢中之影。
孤軍守戰,勢難支撐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仍不斷發出急電,力陳所部將士麵臨的困難與險境:“本軍固守衡陽,將近月餘,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後繼,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實與悲慘壯烈之犧牲,令人不敢追憶!”又說:“自昨三十日晨起,敵人猛攻不止,其慘烈之戰鬥,又在重演。危機隱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敵,非我叫苦,我決不出衡陽!但事實如此,未敢隱瞞,免誤大局。”[13]
蔣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衡陽保衛戰已一月有餘,第十軍官兵死傷已過十分之八,而衡陽屹立不撼。蓋以衡陽之得失,其有關於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者至大也。”[14]
8月1日,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中將,佩戴“天照皇大神宮”神符,偕隨員乘偵察機三架由長沙飛抵衡陽機場,親自指揮日軍步兵、炮兵等兵種相當於七個師團的兵力聯合作戰,企圖一舉攻下衡陽,擊潰方先覺部。
8月2日,國民黨增援部隊按蔣的數次電令火速向衡陽推進,仍如攜山搬家,無法突破日軍封鎖。無奈中,蔣介石動用飛機穿越敵人炮火向衡陽投下手諭,不許方先覺再發電請援,同時囑其注意一死報國,內稱:“我守衡官兵之犧牲與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圍之策勵,無不心力交瘁,雖夢寐之間,不敢忽之。惟非常事業之成功,必須經非常之鍛煉,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為之阻礙,以試煉其人之信心與決心之是否堅定與強固。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攸關,決非普通之成敗可比。自必經曆不能想象之危險與犧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須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報國之決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懼一切,戰勝魔力打破危險,完成最後勝利之大業,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陽守軍最後之勝利與光榮。”[15]同時告之增援大軍已“嚴督猛進”,嚴令第十軍將士繼續堅守勿退,力克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