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鬥轉星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曆隨風飄逝了。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曆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裏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隻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隻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麵前，並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世事輪回，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巨大逆轉，各自內心的複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雲，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32]這話也許不差，但曆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終於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麵，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隻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傅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隻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了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結和經曆的時代精神熏陶。當談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以及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33]的典故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34]毛澤東聽罷傅氏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斯年沒有讓毛澤東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的招安，更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在空閑時為自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麵的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本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上七月五日
條幅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隻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誌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幅墨跡做了見證。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機關所在地，尋找9個月前陳寅恪問詢的林伯渠與範文瀾，順便看望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
此前的1944年9月，重慶國民政府參政會決議組織成立延安視察團，傅斯年作為五位成員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營視察。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得此消息，專門致函傅斯年，囑其到延安後向林範二人索取“新刊中國史數種”，同時富有預見性地告訴傅，“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遊耳”。[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