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眼龍”被困五華山
西南一隅之地的雲南，自抗戰軍興，大批軍政要員與學術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備受國人乃至世界矚目。因了這一曆史機緣與風雲際會，雲南省境特別是省會昆明，在血與火交織的抗戰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發生，而這一切又同雲南當政者有千絲萬縷的聯係。
1927年5月23日，號稱“南天支柱”的老派軍閥唐繼堯嘔血而亡，繼之掌握雲南統治大權的是另一位實力派軍閥龍雲（字誌舟）。至抗戰勝利將近20年的歲月裏，處於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一直掌控在號稱“雲南王”的龍雲手中。[1]因龍雲不是蔣介石拜把子的鐵哥們和嫡係，雲南省政府與蔣實際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許多方麵矛盾不斷。七七事變後，鑒於全國抗戰熱潮興起和國難家仇，龍、蔣雙方暫時保持了克製與忍讓，龍雲總體上維護了國民政府的權威和體麵，蔣介石也順水推舟，擺出一副友好的姿態對龍雲，二者暫時相安無事。
隨著抗日戰爭的進展，整個中國東部沿海土地盡失，處在西南邊陲的雲南，漸漸變為蔣介石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國際交通要道，戰略地位突顯，人的精神氣脈也隨之牛了起來。時任軍委會雲南行營主任兼雲南省主席的龍雲昂頭挺胸，不再聽從蔣介石的擺布，開始依托天時、地利之便，在軍事、政治等諸方麵自作主張，經常與蔣作對，雙方裂隙再開，矛盾越來越深。最讓蔣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淪陷，龍雲接收了大量由港島撤出的“左傾”主義者，使雲南變成了具有另類思想作風的親共分子的庇護所和大本營，導致“昆明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在這個曆史轉折時刻國民黨極為反感、經常煽動少數不明真相的群眾製造群體性事件的羅隆基等輩搖身一變，成了龍雲的座上客，開始在昆明指手畫腳，四處招搖，煽惑眾誌，暗中鬧了起來。而抗戰時期遷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為另類主張者滲透的主要目標和聯絡據點。由於另類人士的鼓動串聯，大批青年師生也開始趨向“另類”，由擁蔣反共的政治立場，慢慢向聯共抗戰、支持民主運動的方向轉變，以致昆明出現了“民主堡壘”的時髦稱謂。
珍珠港事變後，西南聯大學生因陳寅恪下落不明，以及聞聽孔家老少運洋狗等惡行，爆發了“打倒飛狗院長孔祥熙”的學潮。一開始，梅貽琦麵對憤怒的遊行隊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電話給龍雲說明情況，希望得到對方諒解，不要派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
龍雲一聽是倒孔反孔運動，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災樂禍，頗有些鼓動意味地說：“學生遊行是愛國行動，不要擾亂社會秩序就行了，如果你們不放心，我可以派憲兵司令和警務處長跟在你們隊伍後麵，以防萬一。”[2]這樣才有了聯大學生大著膽子在街頭遊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攔的奇事。讓龍雲想不到的是，他與梅貽琦電話中說的這些密語，後來被蔣夢麟帶到了重慶並傳到蔣介石耳中。蔣大為光火，在罵了一通“娘希匹”後，心中對龍雲怨恨加重。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欲一舉鏟除共產黨和延安邊區政府，如果對延安用兵，就要嚴防後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據西南地盤的龍雲繼續和自己作對，遂下決心要在消滅共產黨之前，先剪除這個阻礙黨國軍令、政令統一的已經發生癌病變、且向四周擴散的“毒瘤”。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國遠征軍第五軍殘部歸國，蔣介石不但沒有對杜的慘敗問責，反而將其擢升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警備總司令，[3]擴編後的第五軍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揮，協同防守昆明這一“堡壘”，同時暗中為剪除龍雲這個滋生在黨國身上的肉瘤做準備。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發出乞降照會的當天晚上，蔣介石於興奮中緊急召見杜聿明麵授機宜：“你先回去做解決龍雲的準備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處理後再待命實行。”[4]同時叮囑杜除軍事準備外，還要對雲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機場做周密的布置，防止龍雲逃跑。杜聿明按照蔣的指示積極準備起來。
抗戰末期，當日本決定投降的時候，遠東戰線中國軍隊的戰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廣西方麵，僅克複了全縣至黃沙河一線；江西方麵，國軍正調集兵力追擊贛江下遊潰退之敵，日軍剛剛退至豐城一線。因而，勝利之際，處理敵軍受降及接收淪陷區的一切人員物資，就成為重慶國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務。為防止中共軍隊趁機收編敵偽軍並收繳其武器裝備，10日晚，蔣介石通過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命令淪陷區地下軍與偽軍聽候命令，準許偽軍以贖罪機會，不得接受非經蔣介石本人核準的任何軍隊收編。